社论：母语教育政策不能仓促改变

母语教育政策不能仓促改变

（2010-04-24）

社论 2010年4月24日

　　教育部长黄永宏日前接受本报和《海峡时报》的联合访问时，表示母语作为小六会考四个科目之一，所占的分数比重明显较大，因此，他透露，教育部将探讨调整母语成绩在小六会考总分中的比重，让兴趣和天分不同的学生有更多空间和时间追求自己的兴趣，加强个别的优势，不至于因为母语成绩较弱而受影响。

　　消息传出，这几天在华社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关心母语教育的读者纷纷来函或来邮表达他们的关切，也反映了双语政策，尤其是母语教育政策的诸多变动给人们带来的各种疑惑与失望。大家最担心的，是政策一再调整，双语教育的根基动摇，母语教育的重要性也将大大地被削弱。

　　很明显的，政府关于母语教育所释放的不同信息，已经在华社引起相当程度的迷惑。前不久，强调改变教学法，包括用英语教母语的做法，基本上是受到理解和支持的。无疑的，利用电脑科技，创新的教学法，注重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不是一味强调死记硬背，应该都有助于提高母语教学的成效。而随着教学法的革新，人们很自然地也期望一般学生的母语水平能有所提高，而不是每况愈下。减少小学会考母语比重的想法，因此和这样的美好期待是背道而驰的。这么做所可能引起的诸多不良后果，尤其令人忧心。

　　首先，目前母语和其他三个科目，即英文、数学和科学一样，是升中学的四个记分科目之一，比重均等。这样的规定给学生和家长发出的强烈信息是，学习和掌握母语是很重要的。减少母语的分数比重，可能撼动双语政策的根基，因为它很容易就会被“务实”的家长和学生解读为母语不是那么重要了，因此，也增加了一个让他们放松母语学习的导因，即使这并不是政策改动的原意。

　　其次，我们都知道，小学阶段是语言学习的最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打下坚实的母语基础，以后要进一步学习和加强就相对容易些。如果在这个学习阶段把对母语水平的要求一刀切地降低，那是不明智的。虽然这么做可以满足那些排斥母语，或在双语学习上有困难的学生，但对那些可以学好母语，有兴趣掌握更高程度母语的学生，却反倒可能是泼了一盆冷水。

　　其三，这么做也可能打击众多华文教师的士气。原本大家兴致勃勃，准备好通过各种创意点子，激发学生学习母语的更大热忱，使母语教学取得更好的成绩，加强学生的双语优势，突然来个晴天霹雳，虽然还未有定案，但一些教师一时之间确实感到难以接受，也不免忧心忡忡。这是很自然的反应。令人担心的是，这很可能将进一步影响许多华文教师的士气。

　　最后，是种种的变动如果都不幸地产生加速华文的母语地位的丧失，长远来说对国家民族会有怎样的影响，也是令人忧心的。学习母语的原初目的是保持我们文化的根源，在一连串的变革过程中，母语与文化根源已悄悄脱钩，现在，我们更强调华文华语的商业价值而不是文化价值。虽然60％小一新生在家讲英语已成了不可逆转的事实，但英文是否能完全取代华文的文化作用呢？相信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基于此，我们认为，一刀切地削减小学会考母语分数比重的想法很值得商榷，更不能仓促行事。黄部长前天进一步表明，一切都还没有定案，我们必须继续进行探讨，听取民众的看法和意见，寻求能满足不同家长和学生需求的方案。教育部持谨慎的态度是明智之举。我们相信关心母语教育的众多华社成员，都会保持积极的态度，向教育部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以便当局能集思广益，制定一个考虑周详的方案。我们相信，政府一定会本着一贯的大无畏精神，制定和坚持有利国家长远发展，但却可能不受一部分人欢迎的母语政策。新加坡之所以能有今日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很大的程度上就应归功于人民行动党政府上台以来持之以恒的那种不轻易向压力低头、不为了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牺牲国家长期利益的为政之道。

新闻追踪：教育部将探讨调整小六会考母语成绩比重

教育部将探讨调整 小六会考母语成绩比重

（2010-04-21）

● 陈能端
　　教育部将探讨调整母语成绩在小六会考总分的比重，让天分不同的学生有更多空间和时间追求自己的兴趣，加强个别的优势，不至于因为母语成绩较弱而受影响。

　　教育部长兼国防部第二部长黄永宏医生日前接受本报和《海峡时报》的访问时，谈到以“学生为本”的教育愿景时，提出了这样的想法。

　　黄永宏说，中学生报读初院是靠个人最佳的6科成绩（L1R5），母语不是必须的，而初院升上大学情况也一样。相比之下，母语作为小六会考四个科目之一，所占比重明显较大。在为学生打造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教育体系这个大原则下，黄永宏认为有必要重新思考小六会考目前的计分比例是否还合理。

　　黄永宏说：“我们之前已经宣布将改进母语内容和教学法，让母语课变得更生动有趣，而家长和教师的反应都相当积极，但他们觉得如果不改变考评制度，不论怎么改变都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

　　他说，与‘O’、‘A’水准相比，母语成绩在小六会考的比重很大，教育部现在要衡量的是，如果学生其他科目成绩都很优异，却因为母语比重太大而妨碍了他接下来的教育，这是否妥当？

　　当记者追问部长小六会考将来会不会类似“O”水准，不强制计算母语分数，部长表示一切还在探讨阶段。如果真的要修改小六会考的母语比重，教育部还需进行广泛的意见搜集工作。目前在籍小学生无需担心，教育部不会半途改变课程框架。

　　黄永宏指出，我国的双语政策源自60年代建国初期，当年各族群习惯用自己的语言或方言沟通，政府后来以英语为统一的工作语言，那是正确的决定，因为英语成为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的主要用语。为了强调英语的重要性，同时照顾不同族群的感受，英语和母语成绩在小六会考中曾占双倍的比重。到了1985年，教育部废除了语言成绩占双倍比重的规定，母语和英文、数学、科学一样，是升中学的四个记分科目之一。

家长希望孩子能修读高级华文

教育部会全力支持他们

　　对母语教育的展望，黄永宏希望能制定出一个可满足不同需求的“中庸”政策。他说，有一组家长希望孩子能修读高级华文，甚至到中国念大学，教育部会全力支持他们；另一组家长觉得孩子在语言方面没有天分，所以不希望孩子花太多时间学习两种语言；还有一组家长可能认为，孩子虽然有能力学好双语，但在体育、戏剧或音乐有发展的潜质，他们希望能腾出时间让孩子往自己的强处发展，这些要求我们希望都能满足。
　　为了探讨不同的母语水平测试方式，教育部最近展开的新一轮母语教育检讨工作，包括参考国际上不同的华文测试框架，例如中国汉语水平考试、国际中学会考等。

　　黄永宏说：“现在母语成绩的比重太大，学生跨不过去的时候，就会难过消极。我们不想再为学生设跨栏，我们要为他们提供学习母语的跳板，那些跳得过去的将获得奖励，跨不过的将不会受到惩罚。”

既要推广华文但又要减低比重 受访华文教师感费解

（2010-04-22）

● 王珏琪
　　为何教育部一方面推广华文学习，一方面又要降低华文在小六会考的比重呢？

　　这是令昨天接受记者访问的华文教师费解的问题。针对教育部长黄永宏日前受访时谈到教育部将考虑调整母语在小六会考成绩当中的比重，受访的华文教师也认为，调整政策会打击他们的士气。

　　一名只愿意透露是“黄老师”的中学华文教师（26岁）则指出，一般学生知道作业分数不需加入总成绩，就随便应付。

　　“学生是少了一分压力，但对华文教学就越来越困难。”

　　小学华文教师刘美秀（60岁）指出，目前的情况是，虽然有的学生不太重视华文，但他们可能因为小六会考所需而学习。

　　有的父母来自讲英语家庭背景，现在为了帮助孩子学习华文而请补习老师。如果教育部调整政策，确实可以减轻这些父母和孩子学习华文的压力。

　　不过，她也担心一旦降低华文在小六会考成绩的比重，连锁反应将会出现，因为这会给家长传达不必重视华文的信息，而家长影响孩子，孩子也就跟着认为华文可以不用予以重视，因此影响学习态度。结果是：教师的负担会更重。

　　受访的华文教师也担心，若学生在小学没尽全力学习华文，打好基础，培养学习华文的兴趣，上了中学基础太过薄弱，学习就会有更大的困难。当难度增加，学生学习的兴趣又自然递减，到头来掌握母语的能力就更弱了。

　　黄永宏日前受访问时表示，现在母语成绩在小六会考总分的比重太大，教育部将探讨调整比重，让兴趣和天分不同的学生有更多空间和时间追求自己的兴趣，加强个别的优势，不至于因为母语成绩较弱而受影响。

　　黄永宏当时说：“我们之前已经宣布将改进母语内容和教学法，让母语课变得更生动有趣，而家长和教师的反应都相当积极，但他们觉得如果不改变考评制度，不论怎么改变，都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
　　教育部还没有公布调整细节。不过，刘美秀希望，除了家长，在进行政策调整前，教育部也征询前线华文教师的意见，并在考虑国家未来发展的方向后，再做出决定。

　　曾在中国教学8年、在本地小学教学10年、并在2007年获得全国模范华文教师奖的石滨（38岁）昨天告诉本报：“你一方面看好中国的发展，要孩子们学好华文，可现在小六会考华文的比重降低，你是在鼓励他还是给他一个借口说，‘我不用学好华文也没关系，反正华文在小六会考的比重降低’呢？”

　　她认为，这样向家长和教师们传出的讯号很矛盾。

　　她凭着在本地与学生、家长的接触经验来说：分数决定了家长对华文的重视程度，比重减少了，家长就不重视了，学生也没兴趣学习。

　　石滨目前经营补习中心。她说，学生知道小六会考华文考试中的口试比重增加了，就赶快到补习中心补习以提高分数，“现在比重下降了，孩子哪里还会重视呢？”




英文教育背景家长：大环境使然 教育部调整反映现实

（2010-04-22）


● 赵琬仪
　　教育部将探讨调整母语成绩在小六会考总分的比重，几个不同语文教育背景的家长受访时虽然反应不一，但基本上都指出，华文作为母语的学习与运用，在本地早已缺乏大环境，即使母语成绩的比重不调整，大环境也使学生及家长质疑学习华文的必要，教育部的探讨反映的只是现实，尽管比重一调整，会进一步影响学生对这语文的学习心态。

　　育有三个念小学一年级、二年级和五年级的孩子的郭慕贞，在知道教育部将探讨调整母语成绩在小六会考的比重后，第一反应是：“我们欢迎。”

　　来自讲英语家庭的她说，三个女儿在家里和在学校绝大多数时间都是使用英语，学校的华语口试因此令女儿感到非常吃力。华文补习老师在帮助女儿掌握书写方面发挥了作用，但是会话需要环境和使用的机会，光靠补习和学校的华文课，说的机会其实不多。

　　郭慕贞的五年级大女儿正在修高级华文，但由于程度跟不上，准备在明年转修普通华文。

　　她认为，教育部的语文政策经常在变，很难确定往后修高级华文会不会让学生得到升学奖励。

　　她说，即使不调整母语成绩的小六会考比重，并不见得华文就会得到重视，首先是本地的大环境让人觉得华文其实并不重要，何苦为难孩子吃力地学习华语，却又一直学不好。而他们花在学语言的时间，也分薄了他们在其他科目用功的时间。

　　从台湾嫁到本地的罗秀玲，丈夫是本地华校毕业生。她很务实地表示，既然孩子没有学好母语的兴趣，调整成绩比重，让孩子在其他方面能更好地发挥其实未尝不可。

　　她表示，夫妇俩一直在为孩子的华文学习操心，但大环境对孩子学习进度与兴趣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只能无奈地看着儿子与华语渐行渐远。

　　罗秀玲说，大环境以英语主导，学校的华文师资又参差不齐，再加上现在的孩子缺乏学习语言的刻苦精神，使华文的教学与学习都吃力不讨好。

　　正在邻里小学念小六的儿子过去在上学之前，在家中是以华语交谈。上学后，由于同学之间都讲英语，回到家中也就转为全盘英语，拒绝与父母用华语交谈。
　　她说：“调整华语成绩比重，长远来说必然会影响学生对这语文的学习心态。不过，孩子长大以后，如果觉得需要学好华语，还是有机会学的。”

　　受益于我国双语教育的年轻家长蔡志伟（37岁），家中的老大和老二分别在念小一小二。

　　他本身毕业自莱佛士书院，但在讲华语家庭长大，说着一口流利华语。

　　担任酒店培训工作的他告诉本报，小时候并不知道学好母语的重要性，踏入社会工作后，才真正体会到掌握双语使他获益不浅。

　　他指出，本地的一般家长，未必都能用流利的华语与孩子交谈，如果学校的教育也放宽对华语教学的要求，华文会逐渐“自然死亡”。

　　他认为，如果因为要迎合小朋友学习华文的能力而调整华文成绩的比重，是不是将来有许多小朋友觉得其他科目如科学、数学难学时，也得调整它们的成绩比重？



教育部探讨 顶尖中学留学额奖励修读高级母语学生

（2010-04-23）

● 王珏琪
　　除了调整母语在小六会考总分所占的比重，教育部目前还探讨在让所有学生取得一个基本水平后，给那些修读高级母语的小学生，在本地顶尖中学留学额，以鼓励他们在母语学习上求进步。

　　教育部长兼国防部第二部长黄永宏昨天在出席私立教育理事会开幕典礼后接受媒体访问，谈到教育部目前在进行的母语教育检讨工作，并说他们在探讨不同的教育模式。

　　他说：“我们探讨的其中一个模式，是要求所有学生在母语学习上取得一个基本水平，然后再奖励那些修读高级母语的学生。”

　　其中一个做法就是延续目前在报读特选中学时，高级华文学生可获得优待分的做法。他说：“我们可以进一步，把这个做法扩大到顶尖学校如莱佛士书院。在这些顶尖学校，预留可观的学额，给那些修读高级母语的学生。”

　　他说，这样一来，可鼓励修读高级母语的小学生努力学习，又能让那些在母语上成绩没那么好的学生，一样凭着他们擅长的其他科目分数进入这些学校。

　　目前小六会考成绩在全国前30%的学生，若他们有修读高级华文，可根据高级华文的成绩，以1到3分的优待分数报读特选学校。

　　本报前天刊登的专访中黄永宏提到，现在母语成绩在小六会考总分的比重太大，教育部将探讨调整比重，让兴趣和天分不同的学生有更多空间和时间追求自己的兴趣，加强个别的优势，不至于因为母语成绩较弱而受影响。

　　黄永宏的专访在本报和《海峡时报》读者中收到不少回响。黄永宏昨天指出，他们当初要进行母语检讨工作，就是因为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学生应该修读母语，若取消了母语考试，学生一定不会认真学习；另一种看法是，母语固然重要，但孩子们又有其他兴趣，语言上有没有天分，希望母语成绩不好不会影响升学。

　　他说：“我们要改变制度，就是为了要配合这两者，这是可以做到的。”

　　黄永宏指出，要完全配合两方的要求，不太可能，但他坚信，母语教育改革可以做到配合两者的需要。
母语教学检讨工作

预计年底完成

　　他鼓励人们继续发表有关母语教育的意见，让教育部通过这些回馈设计一套可配合不同学生需求的系统。

　　母语教学检讨委员会预计会在今年底完成检讨工作并发表报告。

本地母语教育正节节败退？（2010-04-24）陈能端

本地母语教育正节节败退？

（2010-04-24）


● 陈能端
记者评时事

我经历过学习双语的艰辛，却拥有了更宽广的视野。但下一代错过的，可能没法察觉。更具反讽的是，他们还得承担教育政策摇摆不定的后果。

　　教育部长黄永宏的访问星期三见报后，一位许久没有联络的高中同学发了短信给我。她之前是中学华文教师，现在转而从事幼儿语言教育的研究工作。她说：“我们在打一场节节败退的战役，但起码我不会放弃我孩子的母语教育。”

　对本地母语教育现状感到无奈的何止她一人。本报读者林煜辉前天(22日)在言论版上也分享了他的看法。他认为教育部考虑减少母语在小六会考的比重，是让关心本地华文教育者痛心疾首的。原因是，教育部近年来对华文教育所做出的让步实在太多了。

　　在这里把他们的例子举出来，并不是为了证明支持母语政策“保底”的阵营有多大声，而是想把焦点转移到他们的背景上。包括我在内，对母语政策一改再改感到疑惑的人，不仅仅是上一辈的华校生，还有我们这群80年代双语政策培养出来的一代人。

　　就拿我自己来说，上小学的时候，根本对掌握好双语会带来什么长远好处，是没有概念的。唯一推动我学习的只有小六会考这个终极目标。就因为基础水平打好了，即便上了莱佛士女中这样的传统英校就读，我上高级华文课还是相当得心应手的。加上学校原本在英文教育的优势，中学时代选择同时修读英国文学，为我开启了游走于两种文化的大门。

　　到了大学阶段，我先到英国伦敦政经学院修读本科专业，过后申请研究生时，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录取，但我最终决定到北大继续深造。有这样的想法主要是因为考虑到中国正在迅速崛起，政府鼓励国人积极到神州大地创业和学习，觉得这对自己的日后发展有利。更何况作为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的奖学金得主，到中国而不去西方进修在我看来是更合理的决定。

　　因为语言环境的180度转变，读研的两年特别辛苦。尤其是刚开始的几个月。不过，我庆幸自己是双语政策的产物，因为我的中文程度虽然不及中国同学，但并不妨碍我的课业。在那里天天用华文作学问、交谈、沟通，反而更自信了。

　　或许读者会觉得我跑题了，怎么从小六会考谈到了自己的人生故事。其实，我想从自己的例子上说明几点。第一，客观因素促使我从小不得不重视学习华文，而在漫长的学习过程中，在具备基本的华文水平后，我有机会发掘自己在这方面的优势和兴趣。未来的学生如果连小六会考都不需要应付，还会不会鞭策自己学好华文？他们有机会发掘自己在这方面的潜质吗？

　　第二，我们那一代的学生完全可以选择从事和华文无关的工作，因为英文对我们来说，有时更像是母语。选择从事和华文有紧密关系的工作是因为兴趣使然，但更重要的是，那时的教育体系培育了不少兼备掌握好华文能力的学生。现在，就算政府支持愿意念高级华文的学生继续往深处去，但当教育部一再调整对华文的要求，让学生不必因为华文不好而致使其他科目“受累”，传达给学生和家长的到底是怎样的信号？就算有能力往华文深处去，有选择的学生为什么还要去加入痛苦的“少数人”，而不直接做自由的“主流者”？如果这样发展下去，我们要怎么确保能够培养出足够的、有水平的本土华文教师、本土华文媒体工作者？
　　第三，在我们走向对华文能力要求松绑的同时，政府又不断强调与中国加强双边关系的必要。我相信双边关系不仅涵盖最高领导人，还包括一般公务员、商人、学生、民间团体间的来往。当我们对华文只要求会讲却不能深入讨论时事、历史、文化、科研、贸易等种种不同话题时，要怎么做到和中国人建立长远合作关系？10年、20年之后，新加坡人还能说我们拥有双语优势吗？

　　我并不希望把学习母语的趋势形容成一场“战役”，因为我没有上一代人的包袱。作为双语政策的获益者，我经历过学习双语的艰辛，却拥有了更宽广的视野。但下一代呢？他们错过的，可能没法察觉。更具反讽的是，他们还得承担教育政策摇摆不定的后果。

集中精神加强双语教育

（2009-03-09）

　　日前《海峡时报》一则看来不甚起眼的新闻报道，却引起内阁资政李光耀办公室的强力回应。资政首席私人秘书徐芳达特致函媒体，重申推行双语教育的重要性，并指出倡议学习方言是愚蠢的。

　　有关报道引述南洋理工大学语言学与双语研究部代主任黄美清博士在南大举行的语言学研讨会上的谈话，指一种语言的消失，只需一代人的时间，“虽然新加坡人还能掌握多种语言，但在40年前，我们的用语更加多元化。年轻孩童现在已经不懂得使用其中的一些语言了。只不过一代人的时间（就出现这种情况）。正当许多语言面对消亡的危险时，如肯尽力保留现存的语言并加以创造，还是有希望的。”

　　徐芳达的回应则指出：“许多新加坡人现在都能很流利地讲华语和英语。任何一个新加坡机构或是南大提倡学习方言，必然会损害对华文和英文的学习，而这也是愚蠢的。这也就是政府在1979年之后，在电视和电台停止播出方言节目的原因。为了不发出自相矛盾的信号，当时的李光耀总理也停止以福建话发表演讲。那可是他自1961年以来便因不断使用而讲得很流利的一种方言。”

　　虽然双语教育已经推行了半个世纪，但关于应该学习方言的声音至今仍时有所闻。倡导学方言者，一般来说都坚持自己的母语是方言，因此，不能失掉这种文化的“根”。不过，现在还持有此种看法的人，相信已经不多。这些人也许本身已经具备华文华语第一语文的能力，兼又从小在讲方言的家庭里成长，对方言有一定的感情。不过，他们却忽略了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整个语文教育和社会语言大趋势早已发生巨大的转变。

　　其中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语言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华族年轻家长在家里和孩子讲英语，英语成了主要的家庭语言，这也形成不少孩子学习母语的心理障碍。不久前，资深教育工作者刘蕙霞博士就在本报言论版谈到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是许多祖母们的相同经验，她们身为退休华文教师或校长，一心想帮孙子学好华语，但却发现他们不讲华语或排斥华语。

　　基此，刘博士奉劝年青的家长们，“你们若要子女将来成为双语人才，仅靠华文补习老师补习是不够的，还须从小习惯用华语与子女交谈，才会使他们觉得华文并不困难。”

　　由此可见，尽管双语政策已经实行有年，随着社会情况的变迁，它并非如一些人想象中那样已经成了理所当然的事，而是面对着新的艰巨挑战。因此，要确保双语政策的继续成功，我们仍须集中精神，坚持不懈地改善、加强和巩固双语教学，特别是母语教学，以及想方设法，尽可能提升我们的双语水平，确保新一代新加坡人，能在东西方之间左右逢源，无往不利。双语政策落实不易，要收到预期效果更加困难，所以这一政策无论如何不能再受到方言的干扰，何况13亿中国人的共通语言是华语（普通话）而非任何方言，中国的崛起所将带动的也是华语而不是任何方言的兴起。

　　在社会上，形成一个有利双语学习和使用的大环境，如推行讲华语运动，是确保双语教育成功的要素之一。即便如此，其实方言并没有被“禁止”，公共广播频道不播方言节目，但仍有电台方言新闻和电视方言戏曲节目，而民间或政府也没否定方言的价值，有些宗乡会馆其实就应一些会员要求开办了方言班。不过，这一切都必须是在不妨碍双语教育大方针的前提下进行。为人父母者尤应认清，帮助孩子掌握英语和华语是第一要义，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那么，谈论方言的学习是没有意义的。

祖母被拒于门外

（2009-02-17）刘蕙霞

　　在卧病期间，许多旧同事、学生、亲友等探望我，谈了一些她们近来发生的事。使我关注的是一群退休了的华文老师，毕生从事华文传承的工作，年届六十多的乐龄年华，依然继续当华文补习老师，也教自己的孙辈学华语。

　　娴就是其中一位。她苦心教导孙女，两三岁时便会流利地以华语朗诵简易唐诗如“春眠不觉晓”等。娴也曾带孙女来我家，朗诵清晰活泼的诗句，使我觉得满怀温馨。

　　可惜的是，最近娴又来访，告诉我她的孙女已读小二，现在不但不肯背唐诗，连华语也不肯说了。她父亲用华语问她，她只用英语答，父亲本来是双语的，也只好用英语同她交谈。

　　祖母虽然依然与孙女讲华语，但她似乎不愿开口，因为她在学校里师生全部讲英语，回到家里变成不爱讲华语了。

　　另一位教华语的祖母，也有类似的遭遇：费尽心血，教同住的孙女华文华语，孙女起初还肯学，然而过后不久，失了兴趣。连祖母要进她们的房门，假如是上课的话，她们会把门关起来，不让祖母进内，但若是要和她们玩的话，就可以进来！

　　一位退休华文校长，也有相似的经验。起先孙儿们还肯遵命跟她学华语，过了一段时期，发觉她的教导遭受拒绝。

　　原来，这是许多祖母们的相同经验，她们化时费力，想把孙辈教育成为双语人才，可惜形势比人强，想为华教尽一分力量的她们，也不得不放弃努力。从这些例子看来，很使人气馁，而我们新的一代，也很难成为英中双语的人才了。

学语文应先消除心理障碍

　　十多年前，我在两所弱智儿童学校长期当义工，每星期跟几组十一二岁的儿童上华语课，讲华语故事，并用华语同他们交谈。当时的弱智学校是没有华文课程的，一切课程都以英语教授。

　　我当了他们的课程发展委员会主席后，大力主张在学校里开设华文课，结果获得通过。此后，每周上两三节母语课，学生都听得懂，也能流利地读课文。

　　我还教他们诵读简易的唐诗，他们学会了，还兴高彩烈地随我前去民众联络所，当众朗读如《春晓》、《悯农》等诗词，获得听众热烈赞赏。

　　负责华文的老师们告诉我，孩子们学习华文华语，并无特别的困难，这因为他们的父母都讲华语，所以他们上华语课，没有心理障碍，反而比学英语更容易上手。

　　家里讲华语，能够使儿童增进华语的学习和保持对华文的兴趣，我希望华文课程与教学法检讨委员会能针对这一课题，作一些具体的研究。

　　我也奉劝年青的家长们，你们若要子女将来成为双语人才，仅靠华文补习老师补习是不够的，还须从小习惯用华语与子女交谈，才会使他们觉得华文并不困难。

作者是资深教育工作者

学习华文与补习华文

（2009-01-21）杜珠成

　　最近报章上又出现有关学生上补习课的讨论。这当然不是个新鲜的课题，但它却一直存在并有日趋普遍的现象。

　　补习华文的趋势，又是从何而来呢？

　　在本地，华文是华族学生必修的母语课，但它只属于第二语文，每周只有五至六节课，每节约30至35分钟不等。这是快捷班华文的节数，此外还有高级和普通华文，但都是属于单科教学。
　　
　　学习华文就和学习别的语文一样，学生学习必须有程序有系统，听、说、读、写，缺一而不可。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华校，没有学生会说华文难学，因为当时的华校，除了英文一科，其他科目大都以华语教导。

　　当时的华校生，有些家境较好的，就会请人到家里为子女补习英文。80年代以后，各中小学的华文只属于单科教学，学生的华文程度低浅，才要另找华文补习。

至于华文程度比普通课程及快捷课程为高的，诸如高级华文班的学生，为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华文程度，有的也在校园外到补习中心上华文课。因而，校园外的华文补习中心及家庭的华文补习，早已成为一种风气。有的华文补习中心的学生人数上千，这是可以理解的。

学生补习华文，就如补习其他的科目，诸如英文、数理化等一样，如果学生认真学习，对华文程度的改善与提升是有帮助的。但问题在于对补习的依赖，到底应该有多重。

几年前一次华教团与议员的对话会上，某位议员说，家长们如果担心子女的华文程度不好，自己也会想方设法。意思是家长必会为子女找华文补习老师，解决课堂少学华文的问题。

实际上，补习只是学生学习的一种辅助，补习怎样也不如课堂教学来得全面而有绩效。

学生在学校上了整日的课和参加课外活动，还要抽出时间到校外上华文补习课，虽然不是每天都如此，但也得付出不少的精神与时间。对成长中的学生来说，这未尝不是一种非常的负担。

另一方面，孩子到补习中心或在家里补习华文，每个月的补习费要远远超过学校的学杂费，往往每个月要付出百大元以上，这是家长的一个重担。

其实，学生在学校里上华文课，不是教材或老师有什么问题，而是华文每周上课只有很少的几节课，而语文教学的各方面都要顾全，不能减少或从略。诸如课文、作文，应用文、理解测验等等，都得在课堂的正课进行。这样，华文教师疲于奔命，学生也穷于应付。这些都有必要检讨和调整。

笔者曾《早报·言论》版（2008年3月19日）《高级华文课程必须开发多科教学》一文中指出：小学除华文教材一科，应把技能科目及增设的《中华篇史》采用华语教学，中学则增设诸如当局拟开办的中英翻译、华文戏剧或当代中国简介、华文媒介概论等，让高级和快捷班华族学生修读，就能解除华文为单科教学的局限。

学生有多一两科目用华文修读，增加接触华文的节数时间，就能有效提升华文程度，这也是学好华文的正确有效途径。

作者是本地资深教育工作者

华文补习很有必要

（2009-01-01）

● 吕静

　　临近开学，家长们又开始为孩子们一年的学习做打算了。做了十几年的语文教师，我想发表一下自己对华文教学的感想，供大家探讨。

　　我认为新加坡的孩子接受华文补习是非常有必要的，原因有：

　　一、华人家庭祖辈大多是从中国的南方过来的，方言音跟标准的普通话相差很大，以前虽然有华校，但在家里讲的是方言，后来读英校的就更少讲华语了，所以正确的发音这一块在新加坡的基础教育中尤为重要。

　　在华文课本中字的掌握分成了识读字和试写字两部分，在小六会考中，口语占有50分，是总分200分的四分之一，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口语的重要性。只有掌握了标准的读音，孩子们才能做到敢敢说，才能真正地把华语运用到生活中。学校的班级制华文教学不能做到因材施教，家长又没接受过专门训练，自己的语言都不准确，根本教不了。

　　二、华文的学习主要是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在新加坡的华文学习中没有专门的语法课，但其实语法知识贯穿在课文的字里行间。新加坡的官方语言是英文，教材除了华文课本之外也是英文，学生在课余的交谈也主要以英语为主。所以学生的作文经常是语法不通，用词不妥。作文的学习在于练习，仅仅学校一个月一堂作文课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学生也不可能无师自通。

　　三、中学的华文补习尤其重要。在华文语文学校的几年里我有机会把小一到中四都教了一遍，甚至有机会接触K1、K2的孩子。如果说以前在政府学校一年只教一两个年级，我看到的只是一两棵树，那现在我就是看到了一片小树林。我能把不同年龄的孩子进行比较，感慨新加坡中学学生的整体水平没有小学学生的整体水平高。首先中学学生在读小学时新加坡政府还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视华文，所以他们学得比较少，有些根本就没有参加过华文补习，基础很弱，只会一些基础的日常会话。

　　其次，教材难度和考试难度却不低。学校老师跟着这个难度走，对一部分学生来说，消化不了，读华文书就像是读天书一样，考试时整个篇章空着不做，因为根本就看不懂。也就是说中学的华文教学某种意义上说是有点急功近利。所以很大一部分学生的华文是需要补习的，补习对中学的学生来说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