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通车课程是“上车容易下车难”：周全生

站长的话（2008-02-25）

　　英国哲学家培根把治学方法分为三类：专事搬运与储存的蚂蚁、讲求内在思考而吐露腹内之物织网的蜘蛛、采集群芳精华酿成蜜的蜜蜂。像佛陀那样在菩提树下独自悟道的人，古往今来没多少人。多数人治学的方法主要还是属于蚂蚁式或蜜蜂式的。过多的考试是否就会让学生只注重于“搬运”，凭记忆将老师灌输的知识搬移到试卷上，而不能练就“酿蜜”的本事？这或许也有讨论的空间。但人们忽略的是蜜蜂要酿成1公斤蜜，需博采广集百万花朵精华，飞行45万公里，丝毫不比蚂蚁轻松。不过无论是选择哪种治学方法，选择哪种学制、学科，人们在成长过程中总难免选错路，能让选错路、搭错车者有机会中途更改轨道的宽容社会，才更能确保物尽其用、人尽其才，获得更长远的稳健发展。



直通车课程是“上车容易下车难”
（2008-02-25）

● 周全生　　

　　教育部政务部长吕德耀少将在本月18日参观国家初级学院时宣布，国初将从明年起成为第一所把目前的4年制直通车课程（中三至初院二年）进一步扩展成为6年制的初级学院，以便开始吸收中一学生。这项决定使得“直通车课程”这个课题又再一次引起社会大众和媒体的关注。

　　新加坡的教育体制与课程内容是众多国家体制环节中最能与时并进的其中一环。但任何改革措施都需要有一段试验的过程，用以测试新措施的可行性。

　　当直通车课程计划在4年前首次推出时，众多的年幼中二学生便纷纷利用“直通车课程”这扇方便之门转入初级学院修完剩余两年的中学课程，然后坐“直通车”，一路无阻地闯入初级学院课程。

　　可是当时的策划者也许忽略了会有一部份学生无法坐穩直通车一路到目的地，而没有为他们预先做好“转车”的笫二次选择準备，以致现在出现了“上车容易，下车难”的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即使“搭错车”的学生只占直通车搭客的2%，那也足以造成家长的忧心忡忡以及社会尤其是教育界的不安。现在国初又要提早开始收纳中一学生乘搭它的直通车，这会不会让更多少不更事的年幼学生搭错车呢？这是许多家长和社会人士关注的直通车课程衍生出来的问题。

　　当初一些学生和家长只看到直通车课程表面的好处，以为可以免去準备“O”水準考试的辛苦和劳累，便对这个课程趋之若骛，而没有深刻去了解自己或子女是否适合课程的要求。现在“搭错车”的问题出现了，有关方面轻描淡写地说，不是所有直通车的搭客都能一路顺利到站的情况是“可预见”的，因为这些搭客“冒险精神不強而又习惯于填鴨式的教学方式”，缺乏自学能力和创意思维，他们靠的是一张优异的小六会考文凭成绩。既然“搭错车”是可预见的，当初学院为何不严加审查“搭客”的资格和能力呢?

　　当学生们发现搭错车而想半途下车时，有关学院既不能为他们开办“O”水準课程(因不夠人数开班)，要转校又没有空额，使他们进退两难。最后，极可能被迫留级。而今也只能奉劝家长们今后在让孩子们选搭直通车时，千万要考量孩子们的适应能力，免得上错车而空遗恨!

　　我个人并不认同“直通车”这种不必考试而可以自动升级的做法。考试制度虽然本身存在着一些偏差和主观人为的缺陷，但在还没有找到其他更绝对客观和高度準确的测试方法前，目前的考试制度，尤其是全国性的统一考试制度如小学离校考试(PSLE)，“O”和“A”水準考试，都有他们一定的可取性，放棄它们改用其他个别测试方法，其所包含的一些主观因素或许更令人感到不安。

　　我希望有关人士慎思。

华族文化的节节提升（2008-02-25）

　　
　　两年一度的华族文化节，在李显龙总理主持仪式下，于上周末掀开序幕。文化节的项目共有113个，开幕演出是一部《明春曲》。这是姜昆等来自中国的名家，把相声和戏剧熔于一炉的演艺作品。全场爆满，反应热烈，给为期一个月的节日打下了强心针。

　　开幕礼选演《明春曲》，有特殊的意义。除了符合浓浓的春节气氛之外，戏里说的是相声这门民间演艺百年历史的回溯，带来一连串文化的省思。由一个白发老人贯串的剧情，道出了中国清末、抗日战争、解放初期、文化大革命与改革开放五个时期相声的挣扎、彷徨与新生。

　　这与1994年台湾表演工作坊到来呈献的《那一夜，我们说相声》，有异曲同工之妙。换句话说，华族文化节呈献的不光是新加坡“华族”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如相声的逗趣与欢乐，而是充满“文化”内涵的思维上的咀嚼。

　　是的，华族文化节是欢庆和盛筵，也是能够让本地的“文化状况”作一检验和探讨的时刻。文化节脱胎自1991年的“华族文化月”，从最初的数十项活动发展到今天百多项，参与的国内外团体也越来越多。总工委会由多个政府及民间文化、教育单位的代表联合组成，是个全国性的大型活动。

　　纵观这十多年来的发展，无论是华族文化节，或是本地的文化活动，量方面的提升是无庸质疑的。以华语主办的讲座，近年来便异常频密，以致常有“撞期”的现象发生，如何选择让人煞费考量。文化建设“量”的提升，当然是非常重要的，目前值得期待的是从量变到质变。

　　质方面，到底有没有提升？平情而论，质的提升其实也有目共睹。应该说，继续提升素质，是华族文化节的总方向。

　　归根结底，华族文化的“根”，是华语华文。在本地，华语华文的传习经过一段低沉期之后，近年产生新一波的动态。滨海艺术中心建成后，每年农历新年期间举办华艺节，从世界各地邀请了艺术团和演艺名家到来，呈献的节目既专业也富有创意，给“华族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另一方面，国家图书馆等机构，也定时举办了不少具有文化内涵的华语讲座，鼓舞了文化气氛。

　　今回华族文化节，请来中国电视《百家讲坛》中的“历史语言学家”钱文忠，谈玄奘、说鉴真，把古人、古文化的精神面貌端到21世纪的传播平台上，也是一项坚实的文化努力。

　　此外，本地跨文化、跨族群、跨表演形式的尝试，也在文化节中出现。以福建戏曲呈献17世纪法国戏剧家莫里哀的闹剧，以新颖舞蹈再度诠释经典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由年轻马来歌手组成的无伴奏合唱小组Juz-B唱华语歌曲，都带来了新气象。这让人看到，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定位，从早年的“保留传统”走上了创造性转变的道路。也让人看到，华族文化是新加坡文化组成的重要部分，华族文化越是做得优美精致，新加坡文化也越能得到进一步提升。

　　华族文化节的口号是“继承传统文化，发扬现代精神”。这是个恰如其份的目标，也是个崇高的理想。不过，真正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和理想，其中必然有许多曲折、磨炼与失败的痛楚。总的来说，现在应该是我们从高处、从远处，以及从文化深层挖掘的时候了。当我们的本地创作也迎来《明春曲》、《那一夜，我们说相声》的轰动时，华族文化也就更上层楼了。

所谓“灵魂语言”

韩山元－灵魂语言
（2008-02-22）
● 韩山元

　　台湾作家龙应台有一回在新加坡接受媒体访谈时，提到一个重要的概念：语言（这里取的是广义，包括文字）有工具语言与灵魂语言之分。由于这个问题不是访谈的重点，她对工具语言与灵魂语言涉及的方方面面谈的不多，但是我内心却受到了震撼，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思潮，至今仍未完全平息。

　　灵魂语言与工具语言也许还不是十分严谨的概念，但能引起我们做深层的思考。工具语言容易理解，所有的语言都是工具，都具有表达思想感情，与他人进行沟通的功能，办事、谋生都用到语言，其工具性质是很明显的。

　　灵魂语言是什么呢？我的理解是：它是跟一个人的价值观、文化认同与文化素养紧密相连的心灵的语言，按通常的情况，灵魂语言是母语。人人都应当有自己的精神家园，而灵魂语言正是进入精神家园的终身有效的通行证。

　　任何一种语言都具有灵魂语言与工具语言两种功能，但不是每个人都充分掌握语言的两种功能，有些人是只把语言当作工具。

　　我想到了台湾民进党某些人搞“去中国化”，他们试图要学生少接触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他们又没法丢掉中文，那怎么办？他们的办法就是把中文当作纯粹的工具，跟自己的灵魂脱钩。而实际上，对于大多数台湾人来说，中文是他们的灵魂语言，不仅仅是工具而已。那些在台湾搞“去中国化”的人，以为拼命拔自己的头发就可以离开地球（这里借用鲁迅的比喻）。台湾许多有识之士都没有跟着民进党某些人的指挥棒起舞，更没有学他们拔头发想离开地球。

　　再来看看咱们新加坡的情况，不少人是把语言当作单纯的工具，要靠它就业、赚钱、升官、发财等等，至于这种语言所负载的文化与人文精神，都不是他们感兴趣的。我总觉得新加坡一直存在着人文精神危机，因为很多人只有工具语言而没有灵魂语言。新加坡的文化氛围并没有让人觉得灵魂语言是必不可少的，没有灵魂语言的人照样可以养尊处优，生活写意。

　　新加坡不是有很多人精通英文吗？把英文当作灵魂语言行不行？当然也行，这样的例子在美国多的是，好多第二、第三代的亚裔美国人，一句华语（或韩语、日语）也不懂，他们跟美国白人唯一的差别只是肤色而已。他们把英语当母语，那是很自然的。今天，也有些新加坡华人将英语当母语，那是他们的权利。问题是新加坡不是美国，占人口大多数的是华族，我们要保留优良的中华传统文化与传统价值观，不鼓励西化，但是很多华族孩子打从牙牙学语那天开始学的是英语，如果不把英语当作灵魂语言，他们就等于没有灵魂语言。把英语当作灵魂语言呢？人家又跟他说：不，孩子，英语只是工具。这样，他们的心理就很难调适了。

　　一个人可以同时掌握很多种语言，但是总有一种是他们的灵魂语言，其余的只是工具。工具可以放弃，也可以更换，灵魂行吗？如果一种语言成为你的灵魂的重要组成部分，你会轻言放弃吗？

　　新加坡的教育究竟要不要学生掌握灵魂的语言？如果答案是“要”，那么对于华族子弟，就不能强调华文只是工具而已，不能仅仅当作赶搭中国经济快车的车票，应当让他们将华语华文当作自己的灵魂语言。

　　以上讲的只是我一些不成熟的思考，提出来供大家参考，也是向大家请教。




迷失在灵魂与工具之间
——读韩山元《灵魂语言》有感

（2008-02-26） 刘学敏　　

　　针对台湾作家龙应台的观点，韩山元在其专栏中发表《灵魂语言》一文（《联合早报》2月22日），说“灵魂语言……是跟一个人的价值观、文化认同与文化素养紧密相连的，心灵的语言……是母语。”他进一步提出，“应当让他们（华族子弟）将华语华文当作自己的灵魂语言。”

　　龙应台的观点主要见于2003年的文章《在紫藤庐和Starbucks之间：对“国际化”的思索》一文（《联合早报·早报周刊》7月6日），以及接着的访谈《龙应台：干净的城市缺乏创造力》（《联合早报》7月16日）。

　　我想，龙应台和韩山元的说法，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他们都错在这样的论点的前提是：

　　一、一个人就算能掌握多种语言，但只能有一种语文是所谓的“灵魂语言”。

　　二、灵魂语言承载了民族的记忆，所以只能是一个人所属的民族的母语。

是灵魂也是工具

　　针对（一），我的反问是：一个掌握了多种语言的人，难道就不可以从各种语言中吸收养分，而形成自己的“价值观、认同与文化素养”（韩山元文），而只能从单一的，所谓的“灵魂语言”的来源吸收吗？

　　特选中学实行了30年，培养了不少通晓中英两种语言的专业人士。就我的观察，我并不觉得我们这群人的价值观和人文素养的形成只来自一个所谓的“灵魂语言”。

　　中英文都是我们“拿来与人沟通”的工具，也是我们表达“文学、音乐、绘画”（龙应台语）的平台。两种语言的运用自如，又哪里有一者为灵魂，另一者为工具的分别呢？

　　龙应台认为“亚洲的人民过西洋情人节但不知道Valentine是什么；化妆游行又不清楚Carnival的意义何在；吃火鸡大餐不明白要对谁感恩；耶诞狂欢又没有任何宗教的反思……有如把人家的祖宗牌位接来祭拜，却不知为何祭拜、祭拜的是何人。”（龙应台：《在紫藤庐和Starbucks之间》）

　　龙应台的误区是，她认为一个人只有回归自己的民族的传统，才能“安身立命”。去庆祝异族的节日是一种荒谬的行为。她无法看到就算是同样的节日，不同的人群在庆祝的过程中，就已经赋予了这个节日不同的意义。在西方社会，同一肤色但不同信仰的人过的圣诞节，内涵也都不一样。有人上教堂，有人和亲友欢聚，有人彻夜狂欢，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都过同样的节日。

　　如果西方人过圣诞节都可以各人过各人的，亚洲人过圣诞节为什么就一定要“有宗教的反思”？

　　同样的节日，不同的民族都可以照各自的方式来诠释和庆祝。如果照这样的以各自的民族传统为划分来过节的说法，新加坡每年举办的妆艺大游行是否应该只有华族参加？中国汉族过春节的时候，其他的少数民族如回族、维吾尔族、藏族等是不是就应该抵制，因为春节并不是他们的民族节日？

四种语文都有文学

　　针对（二）这样的论点，在一个由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也许可以说的通。但是对于一个由不同民族组成的移民社会，这样的论点我认为是错误的。

　　关键是，在一个由移民所组成的国家里，什么是一个人的“母语”，并不是一个静态的，一成不变的由他所属的民族来界定的事；而是一个动态的，不断选择和改变的过程。第一代移民虽然都保留了自己原来的母语，但第二代第三代移民已经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还要求他们学习自己父母亲的母语，又有多少的必要性和实用性？

　　新加坡作为一个移民社会，也是一样。让孩子学习什么语言，是每一个家长的权利。我不能同意韩文中说的“我们要保留优良的中华传统文化与传统价值观，不鼓励西化，但是很多华族孩子打从牙牙学语那天开始学的是英语，如果不把英语当作灵魂语言，他们就等于没有灵魂语言。”

　　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难道可以避开“西化”的历程？把学习中文作为抵抗所谓的“西方歪风”，就连中港台都做不到，硬是要在新加坡的华文教育肩负这样的使命，难道不是叫华文太沉重了？

　　本地学者许福吉在回应龙应台的《在紫藤庐和Starbucks之间》时，提出“她的许多看法对在这里土生土长，默默为文化作出贡献的文化工作者似乎有欠公平。”因为他们“创作了不少精致的文化成果，我们从大量的四种语文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这些潜藏的文化底蕴。”（许福吉《旅馆与家园》，2003年11月，新华文学）

　　正如教育部政务部长颜金勇在中正中学演讲中说的，“以英语为第一语文的双语政策不仅仅符合现实的需要，也给予新加坡很大的优势”（《联合早报》2月12日）。不正视这样的现实，反而把英文贬低为“可以放弃，也可以更换”的“工具”，而要求对母语的掌握要达到“负载的文化与人文精神”(韩文)，难道不是一种脱离现实吗？

　　在英文和华文之间做这样的非此即彼的选择，硬是要把英文变成工具，华文变成“灵魂”，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文化工作者应该思索的，是更好的利用新加坡这样特有的语言环境，创作出激动人心的作品：不管这些创作者原来是什么民族，也不管他们用的是不是他们原来的母族的语言。

·作者是在中国从事管理工作的新加坡人



对灵魂语言的误读
（2008-02-28）
● 李叶明

　　读韩山元先生2月22日的专栏文章《灵魂语言》，颇有感触。与朋友分享时曾笑曰：在新加坡这样一个繁荣的商业社会里，似乎缺少的正是这种能够“触及灵魂”的思考。

　　很高兴，在2月26日的早报又读到了刘学敏君的文章《迷失在灵魂与工具之间》。刘君的思路条理分明，言辞也相对犀利。比如，他在文章中旁征博引，并且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提出：“一个掌握了多种语言的人，难道就不可以从各种语言中吸收养分，而形成自己的‘价值观、认同与文化素养’而只能从单一的，所谓的‘灵魂语言’的来源吸收吗？”

　　这个问题问得好，也相当尖锐。答案其实不言而喻。那就是：一个掌握了多种语言的人，当然可以从各种语言中吸收养分，而不必只从单一的“灵魂语言”的来源吸收。

是基于某种误读
　
　　可是，细心的读者或许会发现，韩文似乎并没有主张，一个人只能从单一的“灵魂语言”的来源吸收养分。韩文说：“所有的语言都是工具，都具有表达思想感情，与他人进行沟通的功能”。韩文也认为“任何一种语言都具有灵魂语言与工具语言两种功能”，但可惜的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充分掌握语言的这两种功能，“有些人是只把语言当作工具”。

　　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就可以看出，韩先生显然并不反对“一个掌握了多种语言的人”也可以通过“工具语言”吸收养分。韩先生似乎并不认为，一个人只能掌握一种“灵魂语言”，尽管我们看不出一个人有掌握两种“灵魂语言”的必要。由此可见，刘君对韩文提出的以上质问，似乎是基于某种误读。

　　而刘君对原文的误读，不仅限于此。比如，他还质问：“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难道可以避开‘西化’的历程？把学习中文作为抵抗所谓的‘西方歪风’，就连中港台都做不到，硬是要在新加坡的华文教育肩负这样的使命，难道不是叫华文太沉重了？”

　　首先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刘君认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无法避开“西化”的历程？难道在他看来，“现代化”就是“西化”的代名词吗？我从来不反对东方民族向西方学习（反之亦然），但我也从来不认为，我们必须要通过自身的“西化”来谋求国家的“现代化”。事实上，新加坡的发展历程已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一个亚洲小国，是完全可以在坚守自身价值观的同时，实现“现代化”的。

　　其次，我并没有看出韩文中有主张“把学习中文作为抵抗‘西方歪风’（的手段）”之意。我感觉韩文要表达的是，新加坡存在这样一种尴尬：这里有很多人精通英文，在语言教育上也强调学习英文（把英文当作第一语言），但是在文化上却又强调新加坡与西方不同，主张坚守亚洲价值观，主张传承和弘扬多元民族各自的文化。
　
工具语言的思维
　
　　在这样的一种矛盾下，语言和文化其实是脱节的。英语很难被当成是学生的“灵魂语言”来学习。于是，作为新加坡第一语言的英语，就被当成了一种工具语言来教学。刘君所引用的（本人并未求证）教育部政务部长颜金勇的讲话“以英语为第一语文的双语政策不仅仅符合现实的需要，也给予新加坡很大的优势”，恰恰暗合了这种工具语言的思维。

　　个人认为，韩文的本意，并不是要让新加坡教育界“在英文和华文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我也看不出韩先生有否定新加坡的“现实需要”，主张“华文比英文更重要”的意图。

　　我认为韩先生要表达的是，不要单纯的把语言当成“工具”来教和学，不要忽视“灵魂语言”对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的影响。具体而言，在我们鼓励学生学习华文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跳脱工具语言的教学思维，对这门华族的母语，多投入点感情，多投入点文化，多放一点所谓的精神，让新加坡的华族学生不是单纯的，把华文作为将来就业、谋生或发财的工具，而应该把它当成进入自己精神家园的终身有效的通行证。

　　·作者从事教育与科技工作

灵魂语言与人文教育　　
——回应刘学敏先生
（2008-03-01）
● 韩山元

　　首先，我要感谢刘学敏先生那么认真读我的小文（刊于2月22日《联合早报》副刊）。刘先生这篇评论（2月26日《早报·言论》）和他多次在早报发表的文章，都流露一股鲜明的人文关怀之情，这点我十分钦佩。

　　再者，我要感谢李叶明先生为拙文做的解释（2月28日《早报·言论》）。这里，让我将自己的想法与疑虑说得更清楚。

　　我承认，灵魂语言与工具语言这两个概念还不是表述得十分严谨，但不是全无意义。如果表述得不够完善，大家可以动动脑筋，使它表述得更严谨、更完善。

　　一个人能不能同时拥有两种灵魂语言呢？我相信也是可以的。但是不少精通双语甚至三四种语言的人，总是以其中一种作为他在精神家园中通行无阻的语言。这种灵魂语言可以是自己民族的语言，也可以是非本民族的语言（在美国这样的例子很多）。

　　我对新加坡的现状之所以有疑虑，是因为我觉得，新加坡很多人太过强调语言的功利性，这跟整个社会以功利主义挂帅是分不开的。做事讲功利无可厚非，但是把功利当作衡量一切的价值准绳，人就很容易变得唯利是图了。

　　就拿学母语来说，我们身为华人学习华语（这里取的是广义，包括华文）是为什么？有些新加坡华族家长搞不清这一点，老是强调学了华语将来可以到中国去赚钱，因为中国崛起了。

　　我要问的是：难道是因为中国崛起才要学华语？中国不崛起就不需要学华语了？新加坡与马来半岛百多年来的华文教育，难道是因为当年中国崛起而办的吗？恰恰相反，中国那时被列强欺负，华人被人压迫，但是新马华人仍旧顽强地坚持华文教育事业。

　　今天，马来西亚的华校非常明确地向学生灌输的观念是：华语是我们的灵魂语言，而不仅仅是赚钱的工具，可是新加坡呢？刘学敏先生那篇批评我的文章题目是《迷失在灵魂与工具之间》，我想，这句话用来形容新加坡一些华人对母语的态度倒是挺合适的。

　　吃羊肉不是为了变羊　　

　　我们的人文教育不足，人文关怀缺失，导致新一代新加坡人虽然通晓（甚至是精通）英文，但未必充分了解西方文化，也许他们只是知道西方文化的皮毛，而不晓得西方文化的精髓。

　　当然我不否认确有一些人精通英语又充分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当然是能充实与提升我们的灵魂，但是我还是觉得，在我们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如果丢弃了自己的民族文化，那是非常可惜和不智的。吸取西方文化不是为了洋化，正如我们吃羊肉是为了吸收营养，不是为了变羊。

　　另外我想提的是，学西方文化不宜不分精华糟粕全盘照收，不能将西方的劣质文化当宝，可是现在有些新加坡人就是这样做的，遗憾的是，我看到有些中国人也这么做。他们不学青蛙游泳，却学青蛙叫。

·作者为已退休的新闻工作者，现从事文史研究



说到灵魂太严重　　
——韩山元《灵魂语言》读后感
（2008-03-01）
● 吴大地

　　读韩山元的文章《灵魂语言》，忽然觉得新加坡似乎存在着一个“灵魂危机”：这里充满了很多只知赚钱，但没有灵魂或者是灵魂稀薄的国人。更严重的是，我们的下一代，情况也不乐观。可谓前途堪虞，一不小心就几将变成了一个行尸走肉之国。

　　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呢？根据韩先生的分析，这是因为很多国人只有“工具语言”而没有“灵魂语言”。

　　“灵魂语言”是什么呢？韩先生说，什么语言都有培养灵魂的功能，好像美国各裔族群，都以英语当母语。可是“问题是新加坡不是美国，占大多数人口是华族”。

　　华族的“灵魂语言”通常应该是华语。不幸的是，却有些人向华族子弟强调华语只是工具而已，于是，好好的“灵魂语言”似乎变了质，成了“工具语言”。

　　韩先生说:“工具可以放弃，也可以更换，灵魂行吗？如果一种语文成为你的灵魂的重要组成部份，你会轻言放弃吗？”

　　事关灵魂，问题不可谓不严重。

　　谁都知道，语言的功能多样，既可用来赚吃，又可进行精神文化的学习与修养。

　　善用情绪语言的龙应台，提出灵魂语言这个名词时，主要在于讥笑那些文化层次没有她那么高深的华人。

　　韩先生文中也明确指出，任何一种语言都兼具这两方面的功能。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举出例子说明：印度诗哲泰戈尔、捷克文豪昆德拉，他们都不用母语写作。其实，我国就有很多现成的例子：开国元老之中，也有不通晓或精通母语的。他们为国家人民鞠躬尽粹，任劳任怨，有目共睹，像是没有“灵魂”的人吗？概念模糊可以不下定论　　韩先生本身也知道，所谓“灵魂语言”是一个很松懈牵强的慨念。

　　然而，始于这样含糊的慨念，韩先生却得到了失去灵魂这么严重的结论，确实令人惊讶。

　　这篇论辩逻辑可疑的文章，却得到很多人的认同，在报纸以及网站上，听到很多叫好与掌声。

　　为什么呢？因为像我这类的老华校生，都有一种母语自豪感。虽然在其他方面不如人，现在有了“灵魂语言”这帖护身符，见到那些韩先生口中那些“养尊处优、生活写意”的人，大可以告诉自己，“我有灵魂，你有吗？哼！”

　　母语确实有助亲炙族群文化，推广母语早已是我国的共识。不过，把这个议题升级到灵魂那样严重的层次，未免有诉诸情绪之嫌。

·作者是本地自由撰稿人

要会读书，也要会做人

要会读书也会做人

（2008-02-16）

● 王振春

　　1月26日读到《联合早报》的一则新闻，几个企业家说，本地第四所大学要培养的人才，不是读书本事，学校成绩考到A就行，他们还必须有出色的沟通能力，适应能力及主动性强，并具有冒险精神，能在不同的文化与环境中应付自如，这才是第四所大学所要培养的人才。

　　我要加上的一句话是，现在的学校，不单要培养学以致用的人才，更重要的是，还要教导学生如何做人。

　　如果鱼与熊掌不能兼得，在读书与做人方面，我觉得还是先学会做人更重要。

　　我们现在很多学校，没有公民课，没有伦理班，没有老师在循循善诱，给学生讲孔融让梨、孟母三迁、愚公移山这些故事，也没有鼓励学生读《游子吟》、《春晓》这些古诗。老师大多数只管教书不管教人，只要把课本上的东西教好便功德园满，德育方面不受重视，如何教出会做人的好学生，好公民？

　　我们这一代的人，读书时课本有教我们：“排排坐，吃果果，你一个我一个，妹妹睡了留一个”，也有课文告诉我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由于学校只管教书不教人，于是，现在的学生，在地铁或巴士上，不但不会让位给老年人，还跟他们争车位，争到了车位，有女朋友坐在一起的，还大大方方的在众人面前，相拥相抱。回到家里，看到好吃的东西便一口把它吃完，没有想到弟妹不在家，要留一点给他们。

应表扬提倡德育的学校

　　我那一代的人，做兄长的，如果家里没钱，他们常常会把念书的机会让给弟妹，自己出外打工，赚钱补贴家用。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真的像一根火柴，燃烧自己，照亮他人，希望弟妹多读点书，将来有个好出路。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当年便作过“火柴”，看到弟妹学业有成，家庭幸福，他们比什么都高兴。这样的故事，说给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听，个个以为是天方夜谭，也有人会笑那些做哥哥的真傻，人不自私，天诛地灭，干么要那么伟大？


　大年初一，到一个亲友家拜年，亲友的大女儿18岁，两个儿子一个15一个7岁，看到我们来，瞧都不瞧一眼。老伴给他们红包时，也面无表情地收下，连声谢谢都没有。
　　我想，礼貌是教导出来的，父母不管，老师不教，使得孩子不懂得如何待人接物，该怪的是谁？

　　现在的学校，不是每所都是教书不教人，也有智育与德育并重的。日前带孙女到南华小学上课，发现学校的墙壁上，有“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几个大字，这说明南华除了教书，也教学生做人的一些原则。

　　学童像一张白纸，每天让他们看到这八个大字，早上集会时，校长也点点滴滴，像讲故事一样，配合话题，有时讲忠，有时讲孝，把这八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大字，灌进学生的脑海里。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他们将来长大，懂得“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这是国家之福。

　　还有几间我参观过的学校，如培群小学，在德育方面也作得很成功。他们的老师教书也教人，这些学校，应该给予表扬。

　·作者是退休资深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