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教育

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2008-08-13）
● 刘欣

　　我的两岁的女儿就读的幼稚园发出活动通知，要带孩子们去樟宜机场参观。我作为家长，报名当了义工，说是要帮忙照顾其他年幼的孩子，其实主要还是不放心。当与其他的“妈妈级”朋友谈及此事，大家的看法却是出乎意料的一致：当什么义工？！到头来只会看到一些不想看到的情景，简直是自寻烦恼！

　　原本以为自己是精神过于紧张的母亲，没有想到竟然有这么多的“同类”，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样多母亲对于幼稚园的教育品质没有信心呢？

　　俗话说“三岁看八十。”大概意思就是：从一个三岁小孩子言行举止所显现的一些品质，可以推知他的一生。这可能有一些夸张，却是不无道理的。至少我们可以肯定的两点是，孩子的性格形成于幼年时期，而“性格决定命运”！可见幼儿教育的重要性。然而，新加坡对于幼儿教育的重视程度却差强人意。

　　就硬件设施而言，我国的幼稚园大多设在组屋楼下，班与班之间由低矮的家具阻隔，孩子们被局限在很小的空间里，且在上课或做活动的时候互相干扰。相比之下，中国、香港、台湾的孩子都有属于自己的课室，不必担心由于周围太吵而听不清老师讲的故事。幼稚园也大多都有自己的室外活动场，孩子们可以在老师的带领下，外出呼吸新鲜的空气，开展有趣的游戏。

　　就软件而言，我国幼稚园的师资水准就更令人不敢恭维了。通常，一张“O”水准证书便可以敲开应聘大门。先当老师，然后培训的事例也并不罕见。是啊，反正在幼稚园只是看看孩子，难道需要有大学文凭吗？我的答案是“要！而且还要是专业文凭！”大学里有专门的师范专业，还有教育系，开设“教育学”、“教育心理学”、“儿童心理学”等多种专业课程。

　　我曾亲耳听到一名本地幼稚园老师与孩子的对话。当时老师正在训斥一名在国庆日没有穿红色T恤衫的男孩，在老师一连追问下，孩子怯怯地说“妈咪没有买给我。”老师笑了笑，说“我告诉你，你的妈妈有买给你的弟弟哦！”我不肯定这句话对孩子的伤害会有多大，但我肯定说这句话的老师没有受过专业训练。

　　世界各国先进的教育学理论都同意，孩子的可塑性极高，使用正确的教育方法才能够发掘孩子的潜力，反之，就会使孩子的潜力被压抑、埋没。人们常说我们新加坡是一个文凭挂帅的社会，我认为，至少在幼儿教育这一重要领域并不注重专业文凭。但我多么期待这一天啊！

　　前一段时间看到报道，众多家长争着为自己的孩子报读“名校”。然而，这所谓的“名校”已经是小学了。家长们“望子成龙”的期盼其实早在孩子出生的时候就有了，可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父母情愿外出做工的时候，将年幼的孩子托付给私人保姆，而不是将孩子送去幼稚园？因为他们没有选择，没有“名幼稚园”可以选择。

　　孩子就是未来，教育则是开启未来的钥匙，而这把钥匙我们应该把它交付给能够信任，充满智慧与爱心的人，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人生长跑 并非一蹴而就
（2008-08-19）
● 陈浩源


　　读了刘欣女士的“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一文，有几个问题想提出来大家讨论：

　　一、幼稚园师资与设备的不足，刘女士坚决的认为必需要有大专毕业生，受过各项专业训练才能胜任。

　　但我想请问以目前幼儿园的薪金结构，收费条件是否能负担及聘请那么多的大专生；是否有资金能扩充设施？

　　就算能，要收取多少学费才能符合刘女士的预算。不要忘了我们还有大部分的中低收入家庭， 他们能否负担得起孩子的学费。

　　二、“三岁看八十”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能照单全收。家长的身教言教，教导孩子的心智成长才是至关重要的。与兄弟姐妹的相处，谦恭礼让，尊老等都是受益终生的良好品德。

　　如果一味的寻找名幼稚园，把这人生的重要成长阶段完全交给幼教老师来负责，恐怕也不是明智之举。

　　每年的各项政府奖学金得主，有好些得奖人都是出身中低收入家庭，非一早就进名校的天才，一些在小学高年级才开窍，有些却在中学才突飞猛进。如果要“三岁定八十”，那这些人肯定不合格。

　　三、为人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成龙成凤，“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是现今家长的普遍心态。教养孩子是一项长远的人生工程，并非一蹴而成。

　　孩子的成长靠的是父母，良师，益友……人生长跑是一个终身学习过程，而挫折、失败也是人生的一种学习过程。但有一点要牢记的是：能坚持跑完人生全程的才是胜者。





托儿所应遵循的教养原则
（2008-08-13）
● 林宝明

　　随着人们教育观念的更新，婴儿期教育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越来越多的幼儿园为了更好地服务社会，尝试性地开设“豆豆班”，接收1-3岁的宝宝。这一方面满足了家长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合理利用幼儿园的现有资源，促进幼儿园自身的发展。但是幼儿教育应遵循什么样的教养原则？有许多托儿所可能还在摸索、尝试。针对1-3岁婴儿身心迅速发展的需求，我整理出一些基本原则，希望和保育及学前教育工作者共勉之：

　　一、以关心，爱护为出发点。1-3岁他们对大人特别是母亲有强烈的依恋，需要成人给予心理上关心和抚慰，入托后容易产生失落感，心理学上称为分离焦虑。因此需要教师关心，爱护。通过抱一抱、搂一搂、摸一摸传递老师对他们的爱、满足身心需求，建立新的师生情感。有关心，有爱才能对宝宝赋予亲情，才能高质量地完成的保育，教育的任务。

　　二、保教合一。托儿所的教师承担着促进宝宝健康发展的任务，必须坚持保育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保育是教育的前提和基础；宝宝的衣、食、住、行包括吃饭、穿衣、盥洗、解手、情绪、情感的变化教师应不厌其烦地为宝宝提供适时的帮助。只有完成了保育任务才能进行教育。

　　课程的目标应定位在“为宝宝终身学习和发展”打基础，课程内容应注重社会要求与宝宝生活、兴趣、需要相结合，培养“完整宝宝”、“身心和谐的宝宝”。

　　三、尊重个性，顺其发展。需尊重宝宝身心发展的规律和个性差异，有的宝宝“早慧”有的宝宝“大器晚成”，“逆天行事”就是不遵照事物的自然规律行事。

　　儿童来到世界，像一粒种子，这粒种子是自然进化的杰作。尽管他具足一切，但教育不应随心所欲。它应依儿童生命的、精神的本性，顺从儿童发展的天性去实施教育，才能助其成长。

　　四、教育融入生活。著名儿童教育学家陈鹤琴先生曾提出“教育即生活”要重视生活中的教育与引导。教师要在日常生活中随时与宝宝沟通，在他身体力行中给以影响和熏陶。他们的课程应以生活经验为基础，以自然服务为起点，学会基本的生存能力，掌握生活本领为主要教育内容；引导宝宝学会自理，勇敢地迈向人生的第一步，将使宝宝受益终生。

　　五、寓教于乐。游戏是儿童重要的生活方式，游戏应是1-3岁儿童基本活动。宝宝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游戏中认识自我，培养习惯，适应环境，了解未知。

　　俄罗斯的文学家托尔斯泰说，“游戏离不开梦想，没有梦，便没有游戏”。通过游戏幼儿可以无拘无束、动手动口，而让他们语言、思维、交往等各种能力随着快乐的游戏不断提高，寓教于乐的教育原则促进了宝宝茁壮成长。

　　心理学的理论证实了，1-3岁是宝宝心理发展最迅速的时期，我们要紧紧抓住1-3岁宝宝心理发展的关键时期；注重身心发展规律，严格掌握正确的教养原则，为宝宝的良好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站长的话
（2008-08-19）

　　世界主要国家的幼儿园、托儿所等学前教育多数是在上世纪初才开办，在此之前，人们的学前教育都来自父母兄姐的言教和身交。但通常贫穷父母或单亲家庭，都较难以照顾幼儿的身心发展，这就会陷入恶性循环。20世纪5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已普遍接受学前教育是改进民智、除贫、纠正社群歧视、推行社会改革的重要手段之一。瑞典和挪威学前教育理论和体制实施近年被视为先进范例。瑞典学前教育拟定的目标是要促进儿童体力、语言和智力的发展，并培养多元文化观、合群、乐于助人的品格和自信心，为儿童的终身学习能力奠定基础。挪威则一方面规定学前教师必须接受3年基本训练，同时也通过立法让父母有更多假期，积极参与和幼教老师协作的幼儿培育工作。这两国的经验或许都有我们可以借镜之处。




以人为本 再谈幼儿教育
（2008-08-19）
● 刘欣

　　日前我在《交流站》发表了《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一文，指出我国的幼儿教育在硬件设施和师资水平两方面都有待提高，我觉得提高幼儿教育的整体水平，完全依靠教育部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鉴于我国“寸土寸金”的国情，想要在短时间内为现有的幼稚园配置专用活动场所似乎有些不切实际。那么，抛开硬件设施不谈，我们“以人为本”，从提高幼儿教师的整体素质入手。我认为，需要我们共同努力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提升幼儿教师的社会地位。幼儿园老师，中小学教师，初院讲师，直至大学教授，虽说同为教师，社会地位却大相径庭。人们大多对于教授敬重有加，而对于幼儿园老师，则是信任多于尊重。社会普遍存在的这种观念无疑影响着幼儿教师的自我定位和工作态度。

　　其次，应提高幼儿教师的待遇，特别是薪金。一名幼儿教师，每天工作8小时，需要同时看顾6至8名孩童，帮助孩子系鞋带、打开水瓶盖子等诸如此类的芝麻小事，已足以耗尽一个人的精力与体力。但，幼儿教师还要花费大量的心思准备教学，声情并茂地讲故事、做游戏、带孩子们外出参观游玩，看似简单的活动背后，都饱含着教师的精心设计，隐藏着按部就班的教学目的。除此之外，幼儿教师还要时刻保持一张笑容可掬的面庞，面对孩童的淘气与任性也须保持“好脾气”。而他们的月薪才1500元左右！这不仅对于持有专业幼教文凭的教育人才毫无吸引力，而且深深打击了现有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也足以令许多对于幼儿教育饶有兴趣的年轻人望而却步。因此，将幼儿教师的薪金调制一个合理的水平，有助于提高幼儿教师的整体素质。

　　最后，应改善幼儿教师的工作环境。多数的幼稚园就算安置了空调设备，也不经常使用。不难想象，一位衣着正统干练的教师，在湿热的房间里挥汗如雨的情景。我知道，在许多公司或中小学都设有员工/教员休息室，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提供了一个放松精神，舒缓情绪的场所。“休息，为了走更远的路。”这种人性化的设计是否也应该运用到我们的幼稚园中呢？

奖学金课题

奖学金与年轻人价值观
2007-03-29

　　我国公共政策中的奖学金制度，是源远流长而且行之有效的一项健全机制。资料显示，公共服务委员会在1961年便开始颁发政府奖学金。对许多年轻新加坡人来说，政府奖学金是个人上进的梯阶；对政府来说，选拔人才加以培训，并在日后留住他们担任公职，是维持公共服务优良素质的重要做法。

　　当然，任何机制的设立，都有先天上的矛盾。比如说，学成之后要照顾个人前途还是要履行社会责任，便往往让奖学金得主产生心灵上的挣扎。

　　奖学金的一纸合约，是否足以“绑住”年轻人服务国家的意愿？而得奖人在学成之后，对国家社会是否具有道义上的回馈责任？对于“毁约”问题，其实2000年便曾引起一轮激辩。最近，这个问题也由于新加坡科技研究局主席杨烈国与一名前公共服务奖学金得主在网上的交锋，而成为社会的焦点。

　　杨烈国说：“我对奖学金得主毁约采取严厉的态度，是因为我相信我们应该维护价值观。”他指出，科研局70％的奖学金得主都住在组屋区，机构花了很多钱栽培他们，而他们也应当回馈这样的支持。他认为一般奖学金得主履约服务公职之后，约满时只是三十四五岁，如果以“年纪大”影响上进的途径为毁约的理由，是说不过去的。

　　杨烈国的结论是：奖学金得主必须回来新加坡，为国家作出贡献。如果这些年轻人都缺乏报答国家的基本价值观念，新加坡将没有前途可言。

　　　　固然，这回的网上辩论也牵涉了一些细节问题，例如政府应以怎样的“分数”标准来确保奖学金得主不会荒废学业。不过据我们的理解，这里的关键还是在于奖学金的道德意含：奖学金合同到底只是“金钱交易”的法律条文，还是一份意味深长的公民信约：体现出国家赋予的荣耀与社会委托的责任？

　　另一方面，全球化的时代到来，无疑也导致人心的转变。时至今日，有机会到外国深造的优秀学生，出路确比以前宽广得多。吸引更多年轻人申请政府奖学金，加入公共服务的行列，其实也是这些年来政府面对的挑战，而挑战也越来越大。

　　上星期四，在政府行政服务常年宴会及行政官擢升仪式上，李显龙总理便在讲话中指出，目前在新加坡，越来越多家庭有能力供孩子上大学，而欧美的顶尖大学也提供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全额奖学金配套，吸引最优秀的学生就读，新加坡学生则是它们的热选。

　　总理说：“今日的局面是完全不同的，现在是奖学金找人，而不是学生追逐奖学金。”他透露，政府须要在四个方面加强公共服务的奖赏制度，使公职人员对从事的专业感到自豪，以留住一流的人才。

　　由此可见，政府奖学金的颁发与接受，奖学金得主的履约承担，都是“交心”的过程。这里牵涉了教育体制里道德培养的层面，也牵涉国民对新加坡继续维持清廉优质的公共服务所寄予的期望。

　　前不久，本报采访了四名公共服务委员会奖学金得主。他们的共同点除了成绩优异外，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对公共服务充满热忱和献身精神。24岁奖学金得主余映汐，则宁愿放弃在英国获得超过15万元的年薪以及其他诱人条件，毅然选择回国服务。如果履行合约、担任公职无法带来自豪与满足感，这些条件优越的新加坡年轻人相信就不会作出这样的抉择。




奖学金是否该保留给穷人？
（2008-08-02）

● 洪艺菁

　　政府有钱，应该分给富人还是穷人？许多人都会回答：“给穷人”。

　　那么，按照这样的说法，政府颁发的奖学金是否也应该保留给穷人？那就见仁见智了。

　　新加坡科技研究局和经济发展局的前主席杨烈国日前在经济发展局学会与《海峡时报》联办的“新加坡开拓者”系列讲座会上，提到科技研究局奖学金得主以住在政府组屋的居多。他当时表明发出奖学金的做法，是要让生长在贫困家庭的优秀生也有机会提升生活水平。

　　他表示如果有两名申请者的成绩和条件都一样好，他会把奖学金颁给出身较差的那名。

　　不过，公共服务委员会秘书吴顺宝之后澄清说，所有政府部门所颁发的奖学金，包括公共服务委员会和科技研究局的奖学金，都会严格按照申请者的成绩和个人表现，作为发放奖学金的考虑因素，而非他们的家庭背景。

　　据公共服务委员会所提供的资料显示，今年获颁奖学金的学生当中，有47％住在政府组屋、27％住非有地私人住宅，其余26％则住有地住宅。科技研究局的数字也显示它今年的奖学金得主当中，住在政府组屋的有57％、26％住非有地私人住宅，17％住有地住宅。

　　乍看之下，奖学金得主的住屋类型比例与全国人口的住屋类型比例有显著的落差。根据统计局的数字，在2005年，本地有84.5％人口住政府组屋，9.4％住非有地私人住宅，5.5％住有地住宅。

　　但是，如果扣除26.9％住五房式组屋或公寓式组屋的人口，住四房式或更小型组屋的人口占了57.6％，这和住组屋的科技研究局奖学金得主的比例相当接近。

　　新加坡向来是以“任人唯贤”，“人人有公平教育机会”为豪，因此一贯的立场是“没有任何一名有条件上大学的学生会因负担不起学费，而无法上大学”。

　　如果因为某申请者的家境富裕，就不给他发奖学金，这和新加坡的一贯作风背道而驰。公共服务委员会颁发的奖学金是为吸引优秀人才到政府部门服务，若因为某个申请者是因家境贫苦而对他特别通融，政府也许就无法吸引到最好的人才加入，公共服务的整体素质最终也将受影响。
　　另一方面，许多国际调查报告都显示家庭背景好的学生，往往会接受较高的教育，这点是不容忽视的。虽然新加坡政府大量津贴学费，但富裕家庭可以让孩子参加更多补习和课外辅助课程，因此自然会比穷孩子更占优势。不过，把奖学金发给出身较差的学生，是否是解决方法呢？

　　我觉得要帮助家境贫穷的孩子，应该更早开始，而不是等到他即将进入大学时，才拉他一把。虽然目前华社自助会等各族的自助组织都在为贫苦学生提供补习和课外辅助课程，但我觉得这方面还可以做得更多。而且对这些家庭来说，单是帮助孩子是不够的，因为如果孩子来自问题家庭，他即使可以接受免费补习，也无法专心学习。如果家里经济情况差，这些孩子甚至得兼职赚钱养家。要协助这些孩子摆脱困境，避免恶性循环，我们需要同时向他们的一家人伸出多只援手。

　　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杨烈国说他会偏向出身较差的那名申请者。近年来，一些人申请奖学金然后又毁约的情况时有听闻。由于好些毁约者来自富裕家庭，因此金钱的赔偿对他们来说，起不了太大的阻吓作用。但是，他们这么做却剥夺了别人的机会。

　　但是，出身较差的申请者就不会毁约吗？如果他被一家大公司相中，对方以高薪挖角并愿意为他赔偿公共服务委员会，他会否为之动容？

　　因此，申请者的出身差并不能保障他不会毁约。要解决毁约的问题，最重要的还是更准确地判断申请者的人格。面试的时候，大家都会说最好听的话，但如果经过多几轮的心理测试和面试，再加上让申请者到政府部门实习一段时间，必能更清楚地了解他的为人，也让申请者更认真地看待这份奖学金。

　　也许，更严格地审查申请者人格，结果会恰好显示家境差的学生比较懂得珍惜奖学金给予他们的机会。倘若如此，那倒无妨。但如果一开始就先入为主，因为某人住某类房子而对他偏袒或剥夺他的机会，那就有欠公平了。

投资大师看好华文潜力

投资大师看好华文潜力

（2008-06-24）

● 潘星华

　　国际著名的投资家和金融学教授吉姆·罗杰斯(Jim Rogers)，是一位曾被时代杂志称其为金融界的印地安那·琼斯（the Indiana Jones of finance），还被“股神”巴菲特称为“对大势的把握无人能及”的投资大师。

　　他认为中国将是21世纪最伟大的国家，他对中国市场经济潜能和前景非常看好，决定必须尽早给年幼的女儿浸濡在学习华文的环境，为将来做好准备。

　　去年他选定新加坡，准备在这里最少逗留12年，让今年5岁的女儿乐乐（Hilton Augusta Parker Rogers）和刚出世3个月的小女儿“小蜜蜂”（Beeland Anderson Parker Rogers），在新加坡完成他认为世界最好的幼稚园和小学教育。

　　近日，罗杰斯在南洋小学担任家长义工，希望能为女儿争取到心仪的小学。他接受本报专访，畅谈他为什么做家长义工，为什么认为给女儿学华文是最好的投资，为什么57岁才结婚。


　　罗杰斯深信中国将是21世纪最重要的国家，为了要让女儿能讲流利华语，拥有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他选定新加坡。

　　他说：“新加坡的南洋幼稚园和南洋小学是吸引我选择在新加坡定居的最主要原因。新加坡空气清新、学校教华文、医疗卫生好，对我和妻子来说，是一个完美的城市。”

　　去年6月，他去南洋小学听王梅凤校长主持的小一报名讲座，就认定了这是女儿的学校。

　　他说：“我是家长群里，唯一的'红毛'人。王校长介绍这所重视华文，强调纪律，培养学生向上向善品德教育的学校，感动了我。但是，我和妻子跟学校完全没有关系，怎样才能进校呢？我不断去和王校长谈话，幸好找到了家长义工这条路，我们总算能通过为学校服务，争取孩子入学的机会。我的妻子佩琦，可以为学校做一两百个小时义工。她是'红毛人'，英文是母语，可以为学校的英文课程贡献力量。”

　　他说：“我们很喜欢当家长义工，它让我们有机会深入学校、认识学校。平日单凭几次谈话，对学校所知不多。只有当了义工，才让我们了解学校怎样运作，也更让我们爱这所学校。”

　　当了家长义工，还要确保女儿属于不需要抽签的“包进”者，罗杰斯必须住在学校方圆一公里内。他已经在南洋小学附近找房子。

　　他说：“要找完美的家很不容易，我们看了40所房子，还没有看上一所。”

　　教育部规定必须有新加坡永久居民的身份，才能当家长义工，罗杰斯说：“早在两年前，我已经是新加坡永久居民了。”

　　罗杰斯通过南洋幼稚园校董的介绍，去年9月先把4岁的乐乐，送进南洋幼稚园。

　　在选定新加坡南洋幼稚园之前，罗杰斯看了很多学校，上海的宋庆龄幼稚园当然没有错过。

　　他说：“我们还是认为南洋幼稚园更好，孩子三岁四岁，全教华文、讲华语；五岁六岁，华文和英文各占一半，这样的教育最好。很多人认为南洋学校功课很难，华文很深，学校管得很严。对我来说，这正是我选择要进南洋的原因。我和妻子都想孩子在一所有高要求的学校长大，我们希望她们能在那里把华文学好，接受传统中华文化的熏陶，守纪律，为将来做好准备。”

　　二女儿“小蜜蜂”才在今年出生，罗杰斯因此准备在新加坡最少逗留12年，让两个孩子在南洋小学毕业，再作打算。


　　这几个月，他们在新加坡住下来，感到很满意。“很多人选择到新加坡来是基于政府许多优惠政策，我不是。我来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了这两所学校。今年妻子临盆生产，我们也没有回去美国。”

　　罗杰斯认为搬到亚洲来，选择新加坡，到南洋幼稚园读书，是对女儿最好的投资。“她继续住在纽约，只会讲英语，对世界发展一无所知，在有生之年，不能掌握华文，那对她是莫大损失。”


南洋幼稚园重视华文

因此获罗杰斯“青睐”

　　南洋幼稚园重视华文教育是获得罗杰斯“青睐”的原因。

　　南洋幼稚园校长黄莉莉说：“我们三岁和四岁幼儿班学生，课上全学华文，全讲华语。到五岁六岁幼稚园班，才学英文，华文仍占一半课时，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打好学生的华文和英文基础。我们又很重视灌输传统价值观，培养有礼貌的孩子，这是家长为什么喜欢我们学校的原因。”

　　去年罗杰斯的妻子佩琦先到南幼报名，在等候名单上排158名。后来经过校董介绍，才获得优先录取。

　　黄莉莉说：“罗杰斯夫妇每天一定亲自接送乐乐，除非罗杰斯不在新加坡，才是他妻子一个人来。”

　　乐乐在幼稚园一年级的“尊敬班”。班上华文教师郑丽芳说：“乐乐的华语讲得很流利，人很好学，做什么都要做得尽善尽美。如果因为生病缺课，第二天到校，总是先把课业做好才玩。老师同学都很喜欢她。

　　南洋幼稚园现有学生400人。很多家长是怀孕了，立刻打电话到学校报名，一般都在孩子入学三年前就报名。之后才报名的，入学机会很渺茫。

用心良苦当义工

罗杰斯给女儿华文教育环境

让女儿学华文是最好的投资

　　近年，罗杰斯非常看好中国，他认为让女儿掌握华文是最好的投资。

　　这位被“股神”巴菲特称为“对大势的把握无人能及”的投资大师曾说：“在我游历的这116个国家中，我最喜欢中国，我很想在中国上海定居。”

　　他又曾经在很多场合说，21世纪是中国世纪，中国将是21世纪最伟大的国家。

　　最近他虽然选择新加坡让妻小居住，并且准备在此定居最少12年，他对中国的前景依然看好。

　　他说：“我是一个喜欢读历史的人，据我所知，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能够大起大落四五次之多。我看埃及，只兴盛了一次，罗马只兴盛了一次，就连英国也只兴盛了一次。中国却兴盛了四五次，他们当然也有过四五次的衰败。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有这个能耐，也许是这个国家的基因使然吧。

　　“中国虽然还自称是共产主义国家，其实，他们是全世界最优秀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像意大利还称自己是天主教国家，其实不是，我们不必在意这些标签。”

　　罗杰斯最近写了一本书叫《A Bull in China》（中国牛市）》，在中国已经翻译成中文出版。他说，很多中国朋友写信来告诉他，他比中国人更清楚中国。
　　“他们说，我在教他们认识中国，这些话我听了很高兴。”

　　对于举家到新加坡定居，他说，“既然我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就有必要为女儿的将来做好准备，这是一个她将来要生存的语言。基于种种原因，我的判断也许有错，但是会掌握一个全世界每天有13亿人在讲的语言，了解它的文化，总好过叫她去学只有700万人讲的丹麦语。

　　“我看完了世界，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国家未来能有中国那么大的力量。不要说发展中国家，就连发达国家也没有。

　　他说，中国当然还有很多问题，就像美国在19世纪遭遇15次经济萧条、内战、没有人权等等，但是这些灾难，没有阻止它后来的成功。

　　“中国也会有很多灾难，就像每家企业、每个家庭、每个人那样，都有挫败的经历。我不会因为中国现在碰到一些问题，就叫孩子不要学华文。13亿人讲的华语，对我女儿一生，肯定是重要的。”

57岁才结婚　孩子是生命重心

　　为了给自己在60岁和65岁才生育的女儿做最好的投资，罗杰斯请中国籍教师到家，让孩子一出生就浸濡在讲华语的环境。为了给孩子受华文教育，他变卖了美国的资产，全家搬到新加坡来。为了给女儿入读南洋小学，他和妻子到南洋小学去当家长义工，还要在学校方圆一公里内找房子，确保孩子“包进”。

　　“俯首甘为孺子牛”，一脸慈父相的罗杰斯，对记者感慨地说：“你看我对孩子所做的努力，真不可思议吧。”

　　记者问：“10年前，你大概不会这样做吧。”

　　罗杰斯说：“10年前，我不只不会这样做，就连结婚生子也没有想过。10年前，倘若有记者问我结婚生子的事，我一定会生气得拂袖而去。
　　从前我总认为生孩子是浪费钱、浪费时间的事，可是我错了，大错特错了。有孩子真是太美妙了。她们现在是我生命的重心，我即便不是为她们而活，也是尽一切努力去为她们服务。”

　　记者问：“你认为人是不是应该前半生50年为事业奋斗，到57岁才组织家庭，之后才为家人而活？”

　　罗杰斯说：“我不能说别人，我个人的情况是这样。如果我真在20岁有孩子，我可以告诉你，那对我、对孩子、对孩子的妈都是一场灾难。我甚至不能在30岁、40岁或连50岁也不能结婚。年轻的我，太专注事业，不会去关心妻子、孩子。我到57岁才结婚，60岁和65岁生了两个孩子。我现在虽然还很忙，但是现在我可以比从前给妻儿更多时间。

　　“孩子改变了我的生活，让我生活得更好。我尽量给她们越多时间越好。我甚至为了她们，搬到亚洲来，为将来做好准备。我现在有两个孩子，搬到亚洲来的理由更充分了。”

　　罗杰斯是个不看电视的人，他只让女儿看DVD（数码光碟）学华语和西班牙语。

　　他说：“乐乐告诉我，看《灰姑娘》的DVD，不懂西班牙语版说什么，可以看华语版来了解。她的华语比西班牙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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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大师Jim Rogers谈对未来最好的投资，就是给女儿选择一个最好的学习中文的环境。





投资未来
（2008-06-29）

● 吴新慧

　　如果说美国著名投资家罗杰斯（Jim　　Rogers）近期做的一大投资是什么，那应该是华文。理由很简单，中国的13亿人口每天都在“消费”这语文。

　　他在去年出版的“A Bull in China: Investing Profitably in the World's Greatest Market”（《中国牛市》）一书中说，“我能给你的最好的建议是让你的孩子或孙辈学华文，华文将是他们生活的时代最重要的语言。”

　　去年，他本身就为今年5岁的女儿乐乐这么做。上星期接受本报记者潘星华访问时，他坦言，对未来最好的投资，就是给女儿提供一个最好的学习华文的环境。所以，他在去年变卖了美国的资产，全家搬到新加坡来，让女儿先到重视华文教育的南洋幼稚园浸濡，接着又和妻子到南洋小学当家长义工，还要在学校方圆一公里内找房子，确保女儿下来能“包进”南小。

　　作为投资大师，罗杰斯相信他的研究和判断；作为家长，他为女儿所看准的未来及大势而做的一切准备，用心良苦。

　　新加坡的教育，也无时不在为未来作投资。投资与投机的最大区别，在于投入的心血和时间。打游击似的短期投资，对短期得失自然斤斤计较；愿意费心放长线的投资者，即使眼前的障碍多、回报少，仍会相信每走一步是过渡到长远未来的一大步，并愿意为每一个过渡铲除障碍，边走边制造能方便更多后来者一起上路的一波助一波涟漪效应。

　　换句话说，做长远投资者，除了对大势的把握要有一定的自信外，也要有接受过程中会出现挫折的大度，以及相信即使失败，过程中也增加了许多知识、友谊与人文经验的自信。

　　对于长远投资应有的心理素质，罗杰斯就有此看法。他说，即使基于种种原因，他对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判断是看走了眼，但毕竟还是让女儿掌握了一个全世界每天有13亿人在讲的语言，了解这语文所蕴含的文化。

　　新加坡的教育近年来配合经济环球化、人才竞争环球化等大势，在提供广泛基础的通识教育上，以及促进莘莘学子多与外面世界交流学习上，也是用心良苦。只是除了政策，决策者及负责设计与执行的各方，更要有正确心态，以免模糊方向，使投资的基因突变为短视的功利与投机。

　　像本地各大小学府的各种国外考察、浸濡或实习计划，参加的学生对这些计划是否有正确的认识，即使实地考察或实习的时间再短，也不能止于参加就为了扩大自己的人脉，或只为让自己的履历更精彩。只顾忙着吸取养料却不懂得施肥及为他人施肥者，毕竟只是个小家子气及可能会给他人带来灾害的投机者。

积极筹划第四所大学（2008-06-26）

积极筹划第四所大学
（2008-06-26）

　　酝酿多时的本地第四所公费大学，终于在前天教育部发布《扩充大学教育研究委员会初期报告书》之后，而有了眉目。大学将于数年后创设，地点尽量在目前三所大学所处的西部地区以外，初期提供的学系是设计与建筑、工程与应用科学、商业与资讯科技三大领域，并采取融合不同学术领域的跨院系形式教学。

　　为扩充大学教育而成立的这个委员会，由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吕德耀所领导，共有12名成员。吕德耀表示，新大学重视学生的知识面、实习经验与企业精神，它将为工商企业界提供人才与生力军。

　　前天，委员会也谈到了其他三项有关扩充大学教育的课题。那是：建议政府考虑国立大学开办独立营运人文学院；支持本地三所公费大学作课程方面的改进；加速提供五所理工学院与海外专业大学合办的专业学位课程等。不过，最令人瞩目的课题还是第四所大学的创办。

　　顾名思义，设立委员会最大目的就是在于扩充高等学府的教育。诚然，如何增加大学学额，如何扩大升大学学生的百分比，是存在多年的一个“需求”，也形成了一定的压力，政府也不断想方设法解决问题。理由是我国中小学阶段的教育越来越普及，素质也不断提高，有资格、有意愿接受大学教育的莘莘学子人数大幅增加。

　　委员会也在前天指出，近年来，有越来越多能进初院的O水准毕业生选择进理工学院，而毕业之后很多高素质的工院生便前去敲大学的门。要是得到高度津贴的本地大学不能尽量地吸收他们，许多人便只好忍痛付出高昂的学费，到外国的大学去求学。学成以后，不少人便被当地企业与部门聘用，形成了新加坡的人才外流。

　　去年8月19日，李显龙总理在的国庆群众大会演讲中曾提到有关扩充大学教育的课题。目前委员会建议的重点是，本地第四所公费大学设立后，到了2015年，每年大学生人数将增收2400人——其中1200人来自理工学院毕业生，人数增加率是40%。到时，我国同龄学生能享受政府津贴大学教育的比率，将达30%。

　　当然，创办第四所大学，有必要认真考虑的要素也将不光是增加上大学的人数而已。第四所大学其实同目前存在的三所大学一样，也必须是优质的、第一流的大学。如果本地大学与外地高素质大学程度相差太远，学生到外地留学和人才外流的现象照样是会发生的。

　　当前，委员会建议第四所大学应以工商企业为导向，看来是实事求是、稳扎稳打的考量。与此同时，我们认为增加人文学科与基础知识面，也应该是目前三所大学和将来的第四所大学可以共同关注的课题。据委员会反映，目前企业界雇主所乐于聘用的毕业生，是除了拥有专业技能之外也能够驾驭跨领域知识，世事洞明的人才。

　　一个由国际知名学者和企业领导组成的12人咨询团正齐聚新加坡，举行会议，并对委员会的的报告书进行研讨。委员会在参考了专家意见之后，将于下月向政府提呈正式的报告书。

　　纵上所述，建立第四所公费大学的确是大势所趋，也是事不宜迟了，决策之后须要积极筹备。尽管我国的经济表现每年会有起落，国际气候也时有变幻，但优质大学教育的需求将一直是有增无减。接受本报采访的工院生也大都表示，能上本地大学是第一选择：因为他们的家、他们的根都在这里。他们只在被“逼”的情况下，才会考虑出国留学。

保留传统佳节，发扬文化内涵（2008-06-11）

保留传统佳节

发扬文化内涵

（2008-06-11）

● 萧国荣

　　近日来，几位读者发表了有关于华人传统节日的看法。我对于年轻一代的华人不重视或不了解自己华族传统节日及文化含义感慨万端。

　　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中，最重要的有春节、寒食、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本地普遍庆祝的是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元节、中秋节。但可惜的是，在欢庆传统节日之余，少了文化的内涵。

　　就如最近的端午节，主要是纪念中国古代爱国诗人屈原，而不只单单吃粽子和赛龙舟。屈原是个爱国主义者，为国捐躯，传承端午，就是为了要发扬屈原的爱国精神，保家卫国的爱国思想。现今的粽子从传统的糯米粽子变成由绿豆泥做的粽子，就连各种各样不同口味的馅料都有。随着糯米与其馅料的涨价，有些消费者改为吃由绿豆泥做的粽子，或商家从别处找来更加便宜的馅料。

　　我认为，在发扬传统文化的内涵方面，国人得重视节日的含义。再举一个例子，小孩子都喜欢在农历新年的大年初一向家长或长辈讨红包。他们是否知道拿红包的含义？对于农历新年的来历与习俗，他们又知多少？在此，学校与家庭的教育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样的，吃月饼、吃粽子，习俗知多少？这些都得通过一代接一代来传承下去。

　　去年，国产电影《881》以七月歌台为主题。电影所吸引的观众群不只限于成人或上了年纪的人，就连一些年轻人也纷纷追看。这是否意味着年轻一代逐渐喜欢上看歌台的喜悦了呢？在看歌台之余，年轻一代是否了解中元节的习俗？

　　无论是哪一个节日，庆祝的方式及节日的含义，都是发扬传统佳节的文化的根基。将最传统的庆祝方式保留下来，是为了有效地教育下一代。学校能够通过多方面的教育，在节日之余教导莘莘学子保留与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包括节日的文化含义，以便更加有效地将华人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但愿我国的华族文化不会陷入危机。

文化新加坡——优雅的驿站（2008-06-11）

文化新加坡——优雅的驿站

（2008-06-11）

● 叶蕴

　　到新加坡来工作，近距离观察了新加坡文化。

　　商贸繁华的新加坡，羁旅如梭。数十年经营而就的和谐，置换成各族群的文化符号，陈设于城市周遭。任何臆想的冲突，已然消失于历史的背影。包容、稳健、理性、冷静，深深植入了这个城市的基因。

　　独特的新加坡文化源于强力的政治融合。国际夹缝现实的后遗症，造就了岛国文化的碎片。走过了水深火热的建国期和种族磨合期，岛国无须把语言视为贯彻政治理想、阻隔国际威胁的大旗，把乐队当成训练人民合作性的工具。

　　十多年前，远谋的政府便开始推进各种文化复兴活动，引导语言之妙、音乐之美回归其文化的本分。善良单纯的新加坡人民理应更加丰富活泼、创意非凡，以弥补这个现代理想国为数不多的遗憾。

　　然而，断裂的文化要修复麻痹的神经，似乎比建造一个罗马更难。世界几大文明在岛国交融，缔造出新生命，并没有造就既能吟诵唐诗宋词、也能背诵莎士比亚、还会欣赏印度音乐的新人类。对英语的精通仅在务实层面；而对华族身份的消极回避，不仅损害了与中国对接的优势，更鼓励了文化的无知。

　　新加坡“无包袱”式的文化前提，掩盖了精髓旁落的事实。精神资源的匮乏，造就了著名的“新加坡沉闷感”。年轻一代文化之堕落，不仅在于语言结构的局限，更在于思维的简化。

　　不太久远的历史中，讲华语还是一件有时间地点限制的禁忌。如今在“华语cool”的广告语下，“华语推广运动”让一个周杰伦式的篮球青年，用cool cool的眼神挑动同辈人，重拾原本优雅高深的母语。

　　这个cool字令人哑然。“华语cool”的精妙在于，用一个西方流行口语，定义对中华文化和语言的重新追捧，以去除其高深的窘况。

商旅为根，文化为饰

　　这种刻意迎合年轻人西化习性的营销策略，针对的便是现今新加坡的文化事实：任何对中华文化典雅，博大，源远流长的描述已沦为装饰且不切实际，倒不如一个让他们感到亲切与有趣的cool字更能吸引眼球。

　　华语推广运动的背后，有最具新加坡特色的强大行政管理支撑。因此，相信这样策略的推出，必然有数字证据的道理。真正的潮流与影响能否实现，依然有值得考量的空间。

　　追求卓越，又沉沦抱怨，新加坡人对于世界各大文明，欲拒还迎。新加坡人眼中，最有渊源的英国与中国文化，掩藏的尽是贵族眼光里的傲慢，或中原心态中的自大。

　　但是，新加坡人依然骄傲于其习然的衣冠楚楚与彬彬有礼，尽管这是基于商业活动务实与距离感的多年浸染。而对“优雅社会”理想的追求，更已经超越政治，深入民心。这恐怕是追求“和谐”的中国，标榜“自由”的香港，贯彻“民主”的台湾，尚不能达到的理想境界。

　　新加坡社会健康的价值观与发达的经济所携的优越感，确实能凌驾于已被文革破败殆尽的文化中国。但是，从中国大陆输入的文化精英很容易对新加坡文化荒芜而失落。因为在文化环境要素中，新加坡的强项是文化管理，但是观察者，评论者乃至追捧者却严重的缺失和不专业。

　　文化精英不会仅仅满足于物质优良和行政卓越。士为知己者死，当他们总游离于主流体制以外的时候，这条文化生态链之重要的一环，就脆弱得令人忧心。

　　什么是新加坡的文化核心？最近一部准备送往俄罗斯的节目引起了我的共鸣。整部戏剧贯穿了一种“商旅”的意义，艺术家如行李般被机场用的行李车缓缓推出，又悠悠退去，而他们在舞台游走之中依然故我的吹奏乐器，仿佛外界的一切与他们无关。

　　俄罗斯是文化上当之无愧的巨人，新加坡则被映衬得如小学生。把全球化背景下的商业繁荣塑造成这个国家的主要文化底色，穿梭的艺术家是装饰，这是一种现实，也是一种反思。

政治的好意，优雅的距离

　　商业色彩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产物，是一种共性文化，要等量为人文符号恐难被高文化区所认同。而毫无疑问，新加坡的商贸本质，决定了她是一种驿站式的文明，因此，强大的源头文化输入贯彻了新加坡的历史。

　　但近年来，对于本土文化叙述的热切需求，已经糅合了本土文化积极分子与正确的政府导向之双重力量，越来越成为文化圈需要遵从的定律，也成为与各源头文化谨慎划清界限的依据。

　　反观这出小剧，尽管思路简单，却有一种真实，既符合政治正确性，又不矫揉于本土性过分追求的可爱。

　　出于国家意识而生的文化自卫是必然且必需的。2001年和2007年，浩浩荡荡的“新加坡节”开往英国和中国，而各种小型的新加坡文化输出活动更络绎不绝。

　　小城小国真的必须永远以小自居吗？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驿站文化都曾经显示过强大的辐射性。古代的敦煌，现代的香港，都曾自嘲是“沙漠”，却实实在在输出了强大的文化而名噪一时。

　　这些弹丸之地经历过激烈的文化碰撞与交融，驱使文化精英们的思考与创作。不过，岛国的驿站文明，在强大的行政理念下，对非理性的包容甚至欣赏依然有限。

　　干净如斯的新加坡，可有“藏污纳垢”的能力？对创新的推崇，活泼的鼓舞，不如置换成文化意义上，自由意志的倡导和叛逆者的存在；而非多一块可以举办活动的草地。

　　如果，新加坡不需要宣布上帝已死的尼采，不需要“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李白，只是怀念曾经落脚南洋的徐悲鸿和郁达夫，满足于高价埋单的国际艺术节目，这个驿站，也真是匆匆过客的落脚点了。

　　“取法于上，得乎其中；取法于中，得乎其下”，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应该遵循这句古训。

　　我从来认为，文化是裹挟在政治经济力量中的边缘物，总被最先抛弃，最后拾回，最易操控，最难捉摸，最受打压，最难逾越。这小小的新加坡，现实主义如斯，依然有不少爱文化人士，抛弃银行家的高薪、律师的体面，投身艺术甚至是厨师的行当，这就是文化的魅力所在吧？这些故事时时出现在《联合早报》显眼刻意的位置，背后政治的好意也若隐若现了。

　　文化释放着语言的思考力，音乐的鉴赏力。商业培养的成熟，政治教化的冷静，都替代不了优雅背后的高贵自信。文化新加坡，你离那优雅的驿站，还会远吗？

·作者任职于新加坡华乐团，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新加坡对‘全球华人社会软实力’的贡献（2008-06-11）

新加坡对‘全球华人社会软实力’的贡献

（2008-06-11）

● 赵中波

　　“软实力”这个概念曾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所体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的吸引力所体现出来的“软实力”。

　　概念一经提出，得到世界各国积极响应。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去年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文化软实力”。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文化软实力”肯定将获大力培植。国家的软实力包括价值观、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中国国家软实力到底能给世界带来多大影响，有待观察。

　　在《联合早报》名人演说系列2008上（6月7日，新达城），第一次听到《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先生提出的“全球华人社会的软实力”，让我觉得这个概念是站在华人的民族立场，抛开了国家和意识形态的范畴，从而拓展的华人文化、价值观。

　　地理意义上的华人应包括中国大陆的中国人，也包括台湾、香港，新加坡和在其他国家的华人。文化意义上的华人信仰儒家、法家的思想：尽管中国大陆、新加坡、台湾、香港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等均不相同。

“非西化”的发展模式

　　既然新加坡是华人的主要集聚区之一，那么新加坡在“全球华人社会的软实力”的培育推广过程中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首先要说明的是，我们不应该让新加坡承担重任，去推广那沉淀了五千年的华人文化，不应要求新加坡能像中国大陆那样去全面研究、掌握华人文化的精髓。

　　1991年新加坡政府在经过国民反复讨论并经国会批准，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白皮书》推出了力图为新加坡国内各民族、各阶层、不同宗教信仰的民众所共同接受和认可的五大“共同价值观念”，即：国家至上，社会优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五句话、40个字，其精髓和灵魂，都是儒家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思想，只不过是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对儒家思想作了改造。从新加坡的社会稳定和谐、经济发展成功，难道这不是新加坡对传统华人文化的发扬光大吗？

　　新加坡面对西方社会的文化渗透，坚持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不变，并且力图用传统的儒家文化来消解西方文化的消极影响，成功建立了一套“非西方化”的发展模式，为华人社会提供了一道有益的启示。

　　这就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甚至是西方文化并不都是矛盾的，不相容的。相反，如果对传统文化改造得得当，利用得得当，将会使华人集聚的社会避免出现西方社会价值观中的种种弊端。

　　以此说来，其实新加坡已经是推广华人价值观的排头兵了。

在世界上作出贡献

　　新加坡始终如一地用自己的“软实力”展现自己，在国际舞台上受到尊敬，让世界所认识。新加坡人是诚实善良的，是乐于助人的，在道义上赢得了很多朋友，影响了他人。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开拓商机的同时，也把属于“软实力”的东西带了过去。

　　总之，保有“华人社会的软实力”在世界格局中的渗透和融合，对持有不同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的华人集聚的国家和地区都将是大有裨益的。因此培育和发展华人社会的软实力，也是全球华人的责任和义务。

　　我们可以预见到的是，以新加坡的聪明才智，以新加坡对国际事务认识的敏感度，在“华人社会的软实力”的培育和渗透方面，新加坡能够作出贡献，并会做得越来越好。

·作者从事电脑系统咨询

在书香里谈亲子阅读（2008-04-19）

● 王文献

　　2008年度世界书香日即将来临，一系列活动已经展开，并将在4月23日那一天达到高潮。届时，多所学校将参加当天的“万人读书会”活动。就让我们在日渐浓郁的书香里，谈一谈阅读环节里非常重要的一环——亲子阅读吧。

　　亲子阅读最关键的因素在于父母。父母是否喜爱阅读，并是否能以身作则。

　　父母与孩子朝夕相处，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可说是终身之师。父母可以影响孩子的，除了阅读的方向、书籍的种类，更重要的是阅读的态度。

　　父母喜爱阅读，一有时间便手不释卷，家中藏书汗牛充栋；孩子在此氛围的熏陶下，自然而然地也会爱上阅读。倘若父母本身就不爱阅读，如何去劝导孩子阅读呢？！

　　亲子阅读的氛围也很重要。阅读不应该是惩罚性的，诸如因为孩子考试成绩欠佳，或做错了事情，所以被罚不可以看电视，只能去看书。这种错误的做法，会让思想不成熟的孩子把“阅读”与“受罚”联系在一起，阅读的“灯光”将是晦涩黯淡的。

　　阅读的气氛应该是灯光明亮、温暖，带有奖励性质的，让孩子们身心俱感愉悦、快乐。它是孩子们精神上的巧克力，甜蜜、芳香，满是幸福的感觉。

　　亲子阅读习惯的养成也很重要，有些家庭每天都有雷打不动的阅读时间，时间并不需要很长。有人做过统计，每天只要和孩子一起阅读15分钟，就可阅读大约4500个字，累积起来，一年即有约20本书的阅读量，非常可观。

　　但这样的阅读，贵在每日坚持，一曝十寒是不行的，不仅达不到阅读的效果，还会使得孩子以为阅读是可有可无的事，态度上轻慢随意。

　　还有些家庭的亲子阅读集中在周末，时间较长，阅读量较大，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作家梅耐尔（Esther Maynell）说：“孩子读书时，那些书的意义已经远超于书籍本身。它们是梦想和知识，也囊括了未来和过去。”
　　亲子阅读就是用书籍在父母和孩子之间架起一座绚丽的彩虹之桥，它不仅有益于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也能促进亲子关系，让家庭更温馨、更有凝聚力。

·作者是本地中学教师

一朵茉莉，几多期许（2008-04-19）

● 殷蔚

　　事隔17年之后，国家图书馆管理局重新启动了流动图书馆：由一辆取名为“茉莉”的单层巴士投入服务。

　　据悉，数十年前首次亮相的流动图书馆，是为了弥补建国初期图书馆数目太少的缺陷。如今国立图书馆的数量、规模自然今非昔比，“茉莉”的任务也就有所改变，更有针对性了。

　　“茉莉”主要服务对象，是那些住在孤儿院的儿童、在特别学校上课的学生，希望较少或从未使用过图书馆的他们能和其他孩童一样，从书中增广见闻，充实自己，继而发现另一个更为浩淼、精彩的世界。

　　“茉莉”，好一个沁人心脾的芳名！

　　一直以来，新加坡政府都注重建立一个人人机会平等的和谐社会。然而，总会有一部分人因为心理或生理方面的疾病，或因家境背景，从小就不能享受绝大多数国人习以为常的生活，比如到海边野餐，观赏戏剧、音乐会等。甚至连吃顿快餐、看场电影，都是遥不可及的奢望。

　　他们的生活范围憋窄、内容贫乏，周而复始单调机械的劳作，消磨着他们也曾驿动活跃的心。

　　随着国力的不断加强，政府越来越关注这部分人的生存现状——在全岛各地增设无障碍设施方便他们出行，开辟特别学校，建造儿童之家等。

　　然而，这些措施看来仍未足够。美国现代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曾提出了享誉全球的需求理论。他指出，人的需求分为五类，其中前两类为人的基本需求，后三类则是建立在满足前者基础上的更高追求。

　　以国家管理高效严谨而闻名于世的新加坡，2006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即达3万美元，社会大众生理和安全方面的需求大致上已得到满足。但根据马氏需求理论所述，广大国民在安居乐业之余一定会有更高层次的目标。于是，追求社交、尊重，乃至自我的实现，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了。

阅读风气　音乐熏陶
　　近几年来，北欧小国芬兰因其强劲的国家竞争力而备受关注——在2004-2005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中，芬兰名列第一。在世界教育排名中，芬兰也名列前茅。

　　深刻分析芬兰国民素质，很大程度是来自他们对阅读的热爱。据报导，芬兰人在家阅读的传统已传承400多年，是全世界最爱跟图书馆借书的人，每人每年平均借17本书。41％的芬兰中学生最常从事的“休闲活动”就是阅读。2002年初，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调查研究发现，各国中年约15岁学生群的阅读能力，以芬兰位居榜首。

　　同为自然资源贫乏、忧患意识强烈的岛国，新加坡有充分的理由借鉴芬兰的成功经验：提高国民素质，从文化认知及建设着手。

　　国家图书馆管理局“茉莉”流动图书馆的走入特别学校、孤儿院，是令人欣喜的第一步。

　　与此同时，本地一大传媒机构——新加坡报业控股，已经连续四年举办“音乐献礼”，邀请新加坡华乐团和交响乐团到社区去，演奏耳熟能详的乐曲，把优美韵律带入组屋邻里、公园、校园及购物中心等。

　　图书馆管理局、报业控股的人本做法，是走进社区，尤其到那些曾经被忽略了的角落去，激发人们的学习潜能、提高其生活质量与人文素养。这有助于建立温馨家园，优雅社会。其他的机构与个人，应该也很值得见贤思齐。

·作者为MBA毕业的家庭主妇，兼职讲师

母语学习方针： 小学强制中学奖励大学自发

（2008-03-31）

　　2004年大学修改入学标准，让华文副修成绩不再强制算分，这个措施严重打击了教师教华文和学生学华文的士气，尚达曼部长受访，解释了在母语学习上，教育部采取小学强制，中学奖励，初院和大学自发学习的方针。

　　他说：“其实，学生进初级学院和理工学院，华文已经不算在L1R5（第一语文和相关五科成绩）或L1R4（第一语文和相关四科成绩）的分数内，为什么进大学，华文却要算分，这是否很突兀？不过，这只是理性的解释，我认为这个问题牵涉到学语文的态度。”

　　他指出，孩子年纪小，学习任何东西都需要强制，何况学的还是他们在家很少用到的华文。

　　“就像我的四个孩子学华文，我们在家完全不用华文，不强制的话，他们是不会学的。不学的话，他们无从知道原来华文是这么有趣，没有接触，也不会知道自己后来会爱上华文。所以，我们把母语列为小学会考的必考科目，强制孩子们学，借助外在的力量，督促孩子学习语文。”

　　到了中学，教育部采取的是奖励性的态度。

　　他说：”我们通过高级华文、双文化课程等途径，告诉孩子学华文对你有好处。之后，到准备进初级学院或理工学院，甚至后来进大学时，我们采取的是学不学华文，最好能自发，而不应该再诉诸外在的强求。如果真因为进大学华文算分才学习，那他们老早已经打败仗。”

　　尚达曼说：“我们必须在前10年的读书期，尽量培养起孩子热爱华文的兴趣，为他们学习华文提供种种机会。教育部为小学华文教学改革，做了很多工作，也取得很显著的效果。现在我们的中一学生已经有20%的学生修读高级华文，这比1994年只有9%要多很多。现在初级学院也有很多人选华文作H2科目，又有人选读‘中国通识’等等，这都不是因为政府的强制，他们才读。”

　　他说，对于学习华文，教育部采取的态度是尽量给想学的人提供机会，让他们学得越多越好，学得越深越好。不想学的，绝不勉强，教育部尊重他们的决定，也不用制度来惩罚他们。教育部相信这些人即使现在没有兴趣，学得不好，日后工作需要，必须去中国，他们会很快重拾从前所学的，迅速进入学习状态，毕竟他们的华文是有根底的。

对华文教学问题

各校作自我调整

　 至于特选学校如何争取时间教华文，尚达曼说，他让各校自行处理。

　　他说：“我鼓励他们用华文来教非考试科目，鼓励他们各自按学校的情况，以极富创意的学习方式去回应家长的需求，去发展华文教学，而不是受教育部政策的束缚。老实说，未来20年世界会怎样发展，我们现在真的很难预测。教育部不会因为世界的改变，在政策上作出很大的摇摆。教育部会让个别学校去抓时代跳动的脉搏，自我意识到时代的改变，在学校作出适当的、符合家长需求的措施。”

　　他表示，40年前，没有人会预见双语教育的重要性，也没有人预见中国惊天动地的改变。同样，对未来20年，世界将是怎样一个光景，没有人能预见。教育制度是没有办法经常作出大改变，华文的问题，教育部让个别学校去作出回应，作出调整，这是对母语发展的基本态度。

华文教学需要统一教科书吗？（2008-03-26）

● 张翠云

　　教学之道：“教什么”和“怎么教”永远要看学生要“学什么”，而“学什么”则要看学生想“干什么”(学以致用)。新加坡人学华语有什么目的呢？

　　A君说：“祖宗是华人，不学华文，很容易忘本。”

　　不想忘本，除了听和讲简单华文，还要进一步知道一些华文典故，华文谚语、俗语，经典唐诗宋词现代自由体诗歌等，此外了解一些华人历史和当今中国的发生的全世界都关注的一些大事。那么教材内容至少有三个部分:系统的日常用语积累；中国历史；中国时事。

　　B君说：“日趋强大的中国越来越有魅力，将来选择去中国发展的可能性很大。”

　　如果要去中国生活和工作，自然要学会简单的听说读写，而且事先了解一些当地特殊的风土人情也是很有必要的。因此学习的内容就只需简单实用的听说读写和了解当地风情。

　　C君说：“中国古典和当代的文化博大精深，无论于修身养性或者政治商业博弈，对人都有不同的启发和激励。研究和推广华文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

　　既然为了日后的研究和推广，坚实的听说读写基础需要奠定，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特色的了解也是必要的。这是可以毕生从事的“掘宝”工作。

　　无论抱何目的，基础的华文教学，内容大同小异，学校不难简单整合，推出一套统一的教学目标，但是统一的教材却不易制定。为什么？

　　一、中文内容太丰富了，无论古典的还是现代的，取材范围浩瀚无边，选择性很多，如何取舍，完全可以兼顾教师的个人喜好，让教师选择自己也喜欢的作品和内容教学生，相信教学过程会更有激情和深度。

　　二、发展中的中国，历史一页一页地增加，时局更是不断变化，华文教学内容如能与之保持同步，自然能永保鲜活的生命力。使得语言学习也包含了吸收该语言所承载的思想文化内涵。这不是更有意义和价值吗？学习内容能与时俱进，不就更具有经济价值吗？
　　三、年轻的生命活力十足，精力无限，“互动”会给他们一个很好的释放渠道，从而使艰苦的学习过程变得轻松愉快趣味丛生。（从歌星演唱会“互动”所带来的热烈气氛，我们可以想象“互动”教学能够带来怎样的学习效果）。

　　当今的课堂也有师生互动：教师提问，学生回答；学生代替教师登台讲课，等等。我想如果在这样活泼积极的互动中，学生反应如果还不是很热烈，就说明互动的程度还不够，没有让学生感到他就是主体，对于学习效果，他愿意主动地承担责任。

　　中国现在有几位很“神奇”的教师，他们以自己独特的教学方式收到了别人达不到的教学效果。他们的共同特征之一是：学生完全的自主学习，教师则以高超的技巧进行艺术性的引导。

　　所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华文教学，教育部只需统一制定教学目标，要赋予教师自选教材内容的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定精彩无限，效果非凡！

华文教学应灵活而不流于肤浅（2008-04-09）

● 宋沙夏

　　日前《联合早报·交流站》刊登了一篇张翠云读者的来函，我不反对张翠云读者提出的“教育部只需统一制定教学目标，要赋予教师自选教材内容的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定精彩无限，效果非凡！”。但作为一名华文教师，我也想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结合切身经验，进一步作些有益的探讨。

　　学习一种语言，不但体现在学习其发音和书写文字，更重要的是，语文的发展过程每每揉合了一个民族的历史、文明、传统和思维方式。因此学习语文，免不了要兼学其相关的历史和文化。

　　虽然新加坡人口75%以上是华族，但因英语是工作语言，75%的华人的华文水平是不高的。许多人能讲华语、写华文，但在使用华文时对每个字词和语句理解的程度却不深入，甚至有误解。华文是表意而非拼音文字，每个字、词都有其意，而且华文里大多数的成语，都有其背景故事。（比如：胸有成竹、独占鳌头、负荆请罪……）如果我们不清楚或不了解这些词的背景故事和出处，很容易用错这些词。而在教学生这些成语的词义时，会有很多历史、地理、人文社会的知识可以向学生介绍。

　　但是我翻阅现有的华文课本，这方面的内容显然是不够的。也许有人会反诘，新加坡人又不是每个人都搞学问，只要能沟通就可以了，不需要费那么多时间去懂得太多。这种说法或许有道理，但是在学生时期，这些深一层的知识并不一定需要特别花时间去学，在平时上课时是完全可以学到的。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在他们初等教育，高等教育科目中增设了华语（汉语）。笔者日前有幸同一位来自韩国的律师朋友见面。起初我们用英文交流，当知道我可以讲华语时，我们便讲起了华语，让我吃惊的是，他的华语竟然不亚于中国人，而且话题广泛，从屈原谈到鲁迅，从民工谈到太子党和小皇帝等，他对现代中国和中华文化的了解，完全就像是个地道的中国人。我问他在哪里学习汉语。他说，他没有进学校上正规华文课程，都是利用业余时间通过互联网和阅读书刊自学的。当然，像这样有语文天分的人是罕见的。但从这例子，我们应该意识到，在各国纷纷关注中国和重视华文教育的今天，一个韩国人也能自学华文至如此成功地步，新加坡人就更应深思，为什么需要学华文，华文教学要怎样才能更有效、更深入地展开。

　　本地很多华文教师，经常抱怨不能理解有些学校规定的做法。比如，修改华文作文作业时，必须按照事先定好的评分规定，统一地按照“错一个字扣多少分”的规定来批改作文和考卷。要知道，作文可以体现一个学生内心世界，性格和写作风格，如果按照统一规定来算分数，那么写作之前就固定了学生的想象空间，写出来的文章岂不都千篇一律了。同时任课老师又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严格把关”，仔细检查扣分条项，不能因为扣错了分数而降低了分数。如果没有这些精细的条条框框，让老师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准备更精彩丰富的讲课内容，是不是更有教学的效果和学习的效率？

　　新加坡国土虽然狭小，但却是一个举世公认的开放的国家。学习华文应如何有序地开放，值得讨论。希望学习华文的学生，在良好的华文语言学习环境中，如果能同时关注和吸取华文的一些深层的内容和精髓；通过学习，更广泛、更深入地了解和体会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将会受益终生。

　

·作者是韩国人，目前在新加坡多个语文中心教授华文、英文和韩文

培养兴趣就能学好华文（2008-04-15）

● 刘震洲

　　日前读了刊登于《联合早报》的由宋沙夏女士撰写的文章《华文教学应灵活而不流于肤浅》，对文中所提的华文教学应学习中国的相关的历史、地理、人文社会的知识，我认为如果所教对象已具备了相当的华文基础，这种方法值得提倡，但对于华文教育的普及化，却值得商榷。

　　教学首先要顾及的是绝大多数人的接受能力，社会需要精英教育，但更需要的是普及化教育。

　　学习华文和学习其他语言一样，对大多数非第一语言的学习者来说，刚开始往往感到困难和枯燥。怎样去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应是教师的重点和难点。从广义上讲，教师都比学生拥有多得多的知识，但如何把自身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却是一种艺术。

　　华语不同于英语等语言，它具有其独特的语言魅力。英语的词由无任何意义的字母组成；而华语的每个字（即汉字），都有其特定的意义和由来。对初学者来说，了解汉字基本构成和由来无疑会减轻记忆难度和增加兴趣。日、月、水、火，人等都是“象形字”，很容易联想并记住。

　　日加月构成明，三人构成众，鱼与羊组成鲜，这些“表意字”都很容易从其构成理解其意义。请、清、晴、蜻、情、氰等遵循“形声字”的构成原则，记住了青字，再根据表示有相对意义的偏旁，就基本理解其表示的意思。学习汉字，就这么简单和有趣。

　　如果把英语的26个字母看成构成英语词汇的零件，那么每个汉字则是构成华语的组件。为了应付日常生活和工作需要，需掌握的英语词汇不能少于10000个；而掌握了常用的4000个汉字和相应的词汇，生活、工作和学习其他专业知识就已游刃有余。但如果要用英语作为载体去接受高等教育，一万个词汇是远远不足的。懂得了汉字中的“笑”字，就可以构成一连串表示不同程度快乐情感的词汇：微笑、露齿而笑、哈哈大笑、狂笑、傻笑、奸笑。而英语要表达完相同的词汇，你得记住如下一些毫不相干的词汇：smile, grin, laugh, guffaw, giggle, sinister smile。华文的很多词顺序颠倒了可以表示相联的意义，如牛奶和奶牛、花香和香花、色彩和彩色；而英语要是一个词拼写顺序反过来则成了风牛马不相及的另一词了，请比较：dog与god；deer与reed, loop与pool。所以，学华文词汇难吗？一点也不难。

　　掌握了一定的词汇，可以用华文表达了，也就解决了“说什么”的问题。但要达到“怎么说”才能更有文采，那就要掌握一些华语中的成语、谚语、歇后语等。

　　也许有人会觉得华文的语法不容易懂，其实并非如此。比较全世界最多人讲的华语、英语和俄语，华语的语法是最简单的。华语中的“我爱她”和“她爱我”中的我、她是一样的，但在英语和俄语中是不一样的。英语和俄语有“过去”、“现在”和“将来”等时态之分，华语却没那么麻烦，加上表示时间的状语便清晰明了。为了应付时态的正确表达，学习英语和俄语，还得记住一批特殊词汇！如果要学俄语，你还得再记住名词、形容词、动词的变格、变位。所以，华语语法一点都不难。


站长的话（2008-04-15）

　　刘震洲读者的来函，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华文部件教学法”，这种教学法注重学汉字的基本构成，包括笔划的顺序，造字的溯源（是属于象形、形声、会意、指事等哪种造字法）进而造词造句。不少在欧洲和纽澳等地教华文的教师认为这套好用，因为毕竟学生们都是在学第二语文。刘读者在电话上说，他本身学英文也没深入地学习英国或美国的文学和历史，仍然可以以英文作为沟通工具和学习其他学科的工具。初步的印象是觉得刘读者所提的更适合小学的华文教学，而宋沙夏读者的意见应是主要针对中学华文。不过有些华文教师却指出，其实，《咏鹅》、《静夜思》、《悯农》等唐诗比《蜜蜂的赞美》之类的文章意义更深远，也能让小学生更早积累文化底蕴，相信这更能培养长远的学华文的兴趣。

年轻人学习华文的十大障碍（2008-04-01）：谢世顺

　　面对西方文化浪潮铺天盖地而来，要鼓励年轻人学习华文日益困难。目前，妨碍年轻人学习华文，有十大明显障碍：

　　一、文化活动缺乏华文:为了省钱省事，许多文化活动只有英文说明，没有华文。甚至那些要在向年轻人灌输我国文化历史的展览会也只用英文。此外，许多有关医药保健、社区活动的展览也缺乏华文说明，更剥夺了年轻在潜移默化之中学习华文的机会。

　　二、缺乏使用华文机会:目前一般年轻人一离开学校，就与华文“断绝关系”，甚少接触的机会；除了口语，难得书写，这已成为普遍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应用的机会。一般机构都以英文挂帅，华文可免则免。由于华文没有商业用途，年轻人在学习上也就意兴阑珊，对学习华文提不起劲。因此，推广华文的用途是当务之急。

　　三、中国的惯用语不易理解:随着中国移民与旅客增加，华文媒体使用中国惯用语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我国一般年轻人的华文水平原本不高，媒体应尽可能使词汇本地化，这是鼓励他们多看报章的重要途径。

　　四、罕用名词应多用英文注明:新的科技、医药、政治名词层出不穷，不仅平面媒体应尽量使用英文注解，甚至广播媒体也不妨增加英语翻译，这可协助他们理解新闻内容，增加学习华文的兴趣与机会。此外，少人知的国家与路名也应该有英文注解，读者若需要查地图与街道指南也容易的多。

　　五、中文电话簿应改为汉语拼音:时至今日，要从中文电话簿查找商家的华文名字还得使用笔划。别说早已用惯汉语拼音的年轻人，甚至老一辈人，由于简繁字体的混淆，根据笔划寻找也费时费力。华文字典早已使用汉语拼音，中文电话簿也应可做到。

　　六、中文电脑软件有待改进:较之英文软件，使用中文电脑软件就困难多了。许多英文软件，特别是环球普遍使用的Microsoft Word, 功能日益增加，方便易用，华文软件不仅远远落后，在传输上也时有差误，令人气馁。要推广华文的使用，改进中文软件也是急不容缓的事。

　　七、中文翻译水平有待提高：阅读中文翻译文字常有苦不堪言的经验，不仅意思难懂，甚至不知所云。互联网上还有免费翻译工具，要省钱的官方与商业机构趋之若骛，却不知这类机械化的翻译，不仅生硬难懂，且错误百出。翻译水平普遍降低，对年轻人学习华文也形成巨大障碍。

　　八、华文科目应获重视：一般学校较注重数理科，对华文这一科不够重视；学生通常也把它视为考试科目，只求好成绩，不肯花功夫扩大学习范围，更谈不上认真钻研，因此也就培养不起爱戴母语的热忱。在这方面，学校有责任加强学生的华文基础，协助他们维持对母语的热诚与兴趣。

　　九、官方与私人机构应加大推广华文力度：推广华文教育曾是我国敏感课题，然而时过境迁，如今中国崛起，经济日益强盛，华文早已不是敏感课题，然而，一般官方与私人机构，在推动华文与华族文化方面，仍然裹足不前，深恐引起不良反应。这种保守态度，难以发挥领导作用，也难达到实际成果。

　　十、不能满于现状缺乏紧迫感：英文的广泛使用，在环球化的环境中，为我国经济带来巨大的成果，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相较于华文的使用，目前还未能达到同样的层次与效果，因此也造成一般人，尤其是年轻人对华文的学习缺乏紧迫感。

　　现在正是倾全力促进年轻人热切学习华文的重要时刻，不过，在这之前，我们更须采取坚决步骤，协助消除他们在学习华文时所面对的种种障碍，让他们能在最有利的环境中，好好掌握华文，为新的世纪做好准备。

正确的教育理念是关键（2008-04-01）－早报社论

　　尚达曼今天正式离开教育部部长的职位，开始专门履行财政部部长的职责。本报昨天刊登了对他的专访报道，回顾了最近十年以来我国教育领域所取得的成绩，包括一些具有开拓意义的进展。以尚达曼自己的话来说，近十年来各种政策的调整都是围绕着两个重点在进行，一是把“人才”的内涵扩大；二是不再过早地界定学生的能力。

　　简单地讲，扩大“人才”的内涵，不过早地界定学生的能力，实质上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一个社会要生存和进步，就必须具备各方面的人才。若把衡量“人才”的标准限定在少数几个行业和少数人，那么，家长和学生们就会对“成功”二字形成一个狭窄的观念，最后导致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大家都把眼睛盯在少数几个职业的选择上。至于根据考试成绩过早地对小学生进行分流，其弊端也是明显的，因为这忽视了儿童启蒙和成长时期的特点。

　　在尚达曼担任教育部长之后，教育当局在这两方面下了不少功夫，对原有的政策进行了调整，是十分难得的。假若教育当局没有正确的教育理念，没有开阔的视野和求变的意识，新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就不可能发生。从更大的范围来说，所谓教育，其影响力并非止于校园，因为在新的政策实施之后，公众的观念也会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从而使教育政策和社会观念在良性互动中提升。

　　新加坡近十年来的教育，可以说就是立足现在、面向未来，立足本土、面向世界的自我充实过程。过去没有的专科类学校，如体育学校和艺术学校，都相继开办成功，为学生们开辟了新的成材之路；为了照顾“弱势”学生而开办的北烁学校和圣升明径学校，同样体现了教育当局的正确理念、灵活思路和务实目标。

　　尚达曼在接受本报访问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教育工作者应该切记，生活里需要什么素质的人，学校里就要培养出什么素质的学生。教育部要做到无论哪里有人才，都要确保他们能获得全面栽培。我们完全赞同这样的理念，也希望教育当局继续秉持和落实。

　　有一个时期，曾有不少人担心，学校对华文教学的重视程度可能会减弱。但是，从最近十年来的情况看，教育当局对华文教学的重视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在持续加强。作为教育部长，尚达曼的基本原则是明确的。他曾经说：“如果我们让母语‘凋零’，我们就会失去社会的独特性，失去我们作为亚洲历史和发展的一部分的意识，丧失作为新加坡人的身份特征与信心。”

　　我们认为值得称道的是，在教育部的鼓励之下，各校在华文教学方面拥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和发挥的空间，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自身的目标以及家长的需求，制定更适当的教学计划。

　　我们认为值得特别提及的是，教育部在政策和财政上鼓励和支持一些中学和初级学院开设的双文化课程和中国通识课程，使华文教学适时抓住了中国正在崛起的大趋势，办得有创意、有针对性、有水准，对学生们的成长和前途都有很强的现实价值。

　　我们期待着，在现有的良好基础上，新加坡教育在未来十年里能再次获得全面提升，把每个孩子都当作人才来培养，让每个学生的特殊潜力都能得到发挥和升华。与此同时，我们也期待着华文教学政策和措施继续与时并进，以便不失时机地培养出国家未来所需要的优秀的双语和双文化人才。

英文这座山（2008-03-29）：王文献

　　李光耀资政在晋江会馆90周年庆典上勉励新移民，学好英文，既保持同中国文化及文明的联系，也能成为本地活跃核心分子。许多新移民对李资政的这一番话，相信都会十分认同。

　　在本地学习、工作、生活，哪一样能离得开英文英语？学校里教学语言是英语；公司机构里工作语言也是英语；就连去巴刹买菜，碰到不会说华语的其他族群小贩，也得跟他用英语来沟通，才能顺利买到东西，不然肯定是鸡同鸭讲，彼此都不知所云。

　　除非足不出户，不与任何人打交道，也不参与任何活动，那或许就不必说英语。但果真那样，也非正常人的正常生活。

　　每个人学习英文的方法不同，不过目标必须放在会听会说会看会写，能与别人自由自在地沟通才行。曾经读到丰子恺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叫《我的苦学经验》，文中提到的苦学方法，以及苦学之后的巨大成效，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当时丰子恺先生正在读一本英文书《Sketch Book》，他的苦学方法是这样的：“我自己限定于几个礼拜之内把此书中所有一切生字抄写在一张图画纸上，把每字剪成一块块的纸牌，放在一只匣子中。每天晚上，像摸数算命一般地向匣子中探摸纸牌，温习生字。不久生字都记诵，Sketch Book全部都会读，而读起别的英语小说来也很自由了……从此我对于学问相信用机械的方法而下苦功。”

　　后来丰子恺也用类似的苦学方法学习日文，法文和德文。

　　这种“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认真吃苦精神让人深为钦佩，但在现代社会忙碌的工作生活中，想要效仿文中提到的苦学方法，似乎不那么容易，没有大块可以利用的时间，也没有那种心如止水的定性。

参加英语讲演会有帮助

　　我的一个新移民朋友倒是找到了另外一个不错英文英语学习法。她参加了英语讲演会（Toastmasters），每两个星期一次的活动，让她不仅得准备英文讲稿，上台用英语演讲；也得全神贯注聆听他人的演讲，并且做出较为客观的评估。

　在参加演讲会大约半年，经过了10次左右的演讲后，她的英文水准大大提高，与客户沟通的时候，不仅不再畏缩自卑，小心戒惧，反而言辞畅达，充满自信，富有个人魅力。

　　客户给予她很高的评价；上司也在部门会议上表扬了她为了工作勤学英文，勇于进取的精神。

　　对于很多新移民来说，英文就像横亘在自己面前的一座大山，阻止了前行的脚步，也看不到未来，不免令人迷茫沮丧，心生倦怠。但事实上，这座山并不是高不可攀，不可逾越的。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苦学也好，活用也罢，都能助我们向上攀援，尽快抵达山顶，从而领略那“无限风光在险峰”的美好境界。
　　

·作者是本地中学教师

还是该注重家庭语言（2008-03-29）： 翁敦琚

　　最近，“灵魂语言”和“工具语言”的议题，引起了一些辩论。这里我想只谈“语言”，从本身说起。

　　我自小在家庭中，学习上和掌握上了家庭语——琼语，后又从乡村邻里的童年玩伴那儿，学上了华人的各籍方言。入校后，又在学校的学习生活中，学习上了华语和英语。离校踏入社会后，又利用时间，在教课之余学会了马来语。

　　在这几十年学习各门语言语文的过程中，使我对语言语文的有关运作机制，累积了不少经验、心得和体会。

　　世界上虽然语言繁杂众多，但我们还是可以根据其语法的运作机制，及其文化的性质内容，来加以区分。比如，马来语和印尼语同属一文化语系；英国英语、美国英语和澳大利亚英语，也同一语系；华语和其他各籍华人方言，都是中华文化语系的语言。

　　所以，一个小孩如果从小在家庭中掌握的家庭语，是和他日后长大时，所想要学习的语言都同属于一个文化语系的话，那么，他就会觉得很有亲切感，也比较容易。反之，他所要学的是“母语”以外的语言，语法运作机制、文化载体，很多方面都和自己母语不一样。那么，一切的学习步骤和经验，都得从零开始，困难重重，真的是所谓的“万事起头难”。

　　在学习者的心目中，这门母语以外所要学习的语文，是一门“外语”。

　　因此，“扎根”是很重要的，或许大家近日提到的“灵魂语言”，与此也很有关系。

　　因为扎了根的缘故，这种语文使他日后应用、和别人交流起来，一切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同时，很自然地，他就对那门语言语文的一切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在日常的起居生活中，用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对事物的看法。久而久之，他甚至喜欢上或钟爱上该门语言的有关文化。

　　半世纪前，早期南来谋生的华人，各方言群都喜欢各自籍贯的地方戏曲，以及有关文化和歌谣；马来人喜欢他们传统的“弄迎”歌舞；印人喜欢他们传统的古典歌舞。为什么？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所以，我认为母语才是发扬文化的语言。公用共通语，也就是近日大家所提的“工具语言”，它只是用来沟通、用来拉近彼此间的距离罢了，传承文化的功能比较单薄。

　　我们今天新一代的华人子弟，为什么不喜欢华文华语？这跟家庭用语普遍上转变为英语，相信脱离不了关系。

·作者长期从事教育工作

我对直接收生计划的看法（2008-03-29）：李桂月

　　自从教育部开始直接收生计划后，很多学生都涌向这条路走，因为家长们都希望孩子不用靠小六会考成绩就能直接被心目中的中学录取。但这是否明智之举呢？我觉得至今仍可说是见仁见智。我担心的是，孩子们会不会因为已经被心目中的中学录取，而不好好准备小六会考呢？

　　直接收生计划中，以直通车课程最受家长的欢迎，因为不必考“O”水准。从这些迹象看来，家长似乎不喜欢孩子有太多的考试。可是他们可曾知道要进入直通车课程也是要经过重重考试，不只是费时费力，压力也不小，尤其是如果不被录取，将会大大打击了学生的自信心。

　　即使被录取了，前途也未必一帆风顺。前阵子，在联合早报读到有关那些上了直通车课程的学生，因为课程太深奥，无法适应课程，总平均分数不及格，被逼留级。他们有些想要回去邻里中学读书，因为至少不用留级，可是却投门无路。

　　今年，国初开始招收中一学生，明年新的科技中学也加入了直接收生计划。小六生又多了一些选择。到底哪一条路是适合他们的呢？万一走错了路，是否还有退路呢？希望教育部能够留一条后路给那些上错车的学生。

华文教育的核心价值（2008-03-31）：戴文雪

　　联合早报于3月28日大篇幅报道了中国教育专家和本地校长在“世界级学校”这课题上提出的许多宝贵意见，阅后我感触良多。我是个传统制度下培育出来的华校生，四十多年前的华校生由于语文上的劣势而在职场上必须奋力求存，虽然如此，和诸多年长的华校生一样，我们都觉得华校灌输给我们的传统价值和文化都长久的深铭印在我们心灵的深处，历久弥新。

　　不久前教育部兼人力部长颜金勇也宣布政府打算重新设计特选学校的政策，并肯定了特选学校在推动以华文为母语文化传授方面的重要贡献，这是件好事，因为在新加坡，有很多家长在决定孩子升中学时，都以学校成绩排名次序作为他们选择的优先顺序，鲜少有优秀成绩学生的家长为了让孩子有机会接触自己的母语而决定把孩子送进特选学校。

　　华文教育的特点是非常重视学生们在价值基础方面的学习，我因孩子在南华小学就读而有机会观察到这所特选学校的师长们在教导华文的过程中如何深入的把一些珍贵的价值观念如：饮水思源、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等华族传统理念灌输给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成长的孩子，当然比较容易成为双语、双文化的人才了。

　　新加坡的教育水平早已进入世界级了，美国联储局前主席格林斯潘在他的著作《我们的新世界》一书中也肯定了在数学和科学方面，新加坡已领先于美国了。我们的教育部在训练学生在认知学习能力和读写算方面已做得非常好了，我们迫切需要的是培养出一批智、德兼备的后人。

　　过去几十年来，华文教育的弱势现象不应只怪罪于他人，有许多时候是我们的家长自己蔑视了华文传统的重要性所使然，因此，政府近期通过教育政策来推动对华文深入学习的趋向，是件好事，一个国家是否有前途，正如中国温家宝总理所指出的：“一个民族，有一些关心星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

直通车课程是“上车容易下车难”：周全生

站长的话（2008-02-25）

　　英国哲学家培根把治学方法分为三类：专事搬运与储存的蚂蚁、讲求内在思考而吐露腹内之物织网的蜘蛛、采集群芳精华酿成蜜的蜜蜂。像佛陀那样在菩提树下独自悟道的人，古往今来没多少人。多数人治学的方法主要还是属于蚂蚁式或蜜蜂式的。过多的考试是否就会让学生只注重于“搬运”，凭记忆将老师灌输的知识搬移到试卷上，而不能练就“酿蜜”的本事？这或许也有讨论的空间。但人们忽略的是蜜蜂要酿成1公斤蜜，需博采广集百万花朵精华，飞行45万公里，丝毫不比蚂蚁轻松。不过无论是选择哪种治学方法，选择哪种学制、学科，人们在成长过程中总难免选错路，能让选错路、搭错车者有机会中途更改轨道的宽容社会，才更能确保物尽其用、人尽其才，获得更长远的稳健发展。



直通车课程是“上车容易下车难”
（2008-02-25）

● 周全生　　

　　教育部政务部长吕德耀少将在本月18日参观国家初级学院时宣布，国初将从明年起成为第一所把目前的4年制直通车课程（中三至初院二年）进一步扩展成为6年制的初级学院，以便开始吸收中一学生。这项决定使得“直通车课程”这个课题又再一次引起社会大众和媒体的关注。

　　新加坡的教育体制与课程内容是众多国家体制环节中最能与时并进的其中一环。但任何改革措施都需要有一段试验的过程，用以测试新措施的可行性。

　　当直通车课程计划在4年前首次推出时，众多的年幼中二学生便纷纷利用“直通车课程”这扇方便之门转入初级学院修完剩余两年的中学课程，然后坐“直通车”，一路无阻地闯入初级学院课程。

　　可是当时的策划者也许忽略了会有一部份学生无法坐穩直通车一路到目的地，而没有为他们预先做好“转车”的笫二次选择準备，以致现在出现了“上车容易，下车难”的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即使“搭错车”的学生只占直通车搭客的2%，那也足以造成家长的忧心忡忡以及社会尤其是教育界的不安。现在国初又要提早开始收纳中一学生乘搭它的直通车，这会不会让更多少不更事的年幼学生搭错车呢？这是许多家长和社会人士关注的直通车课程衍生出来的问题。

　　当初一些学生和家长只看到直通车课程表面的好处，以为可以免去準备“O”水準考试的辛苦和劳累，便对这个课程趋之若骛，而没有深刻去了解自己或子女是否适合课程的要求。现在“搭错车”的问题出现了，有关方面轻描淡写地说，不是所有直通车的搭客都能一路顺利到站的情况是“可预见”的，因为这些搭客“冒险精神不強而又习惯于填鴨式的教学方式”，缺乏自学能力和创意思维，他们靠的是一张优异的小六会考文凭成绩。既然“搭错车”是可预见的，当初学院为何不严加审查“搭客”的资格和能力呢?

　　当学生们发现搭错车而想半途下车时，有关学院既不能为他们开办“O”水準课程(因不夠人数开班)，要转校又没有空额，使他们进退两难。最后，极可能被迫留级。而今也只能奉劝家长们今后在让孩子们选搭直通车时，千万要考量孩子们的适应能力，免得上错车而空遗恨!

　　我个人并不认同“直通车”这种不必考试而可以自动升级的做法。考试制度虽然本身存在着一些偏差和主观人为的缺陷，但在还没有找到其他更绝对客观和高度準确的测试方法前，目前的考试制度，尤其是全国性的统一考试制度如小学离校考试(PSLE)，“O”和“A”水準考试，都有他们一定的可取性，放棄它们改用其他个别测试方法，其所包含的一些主观因素或许更令人感到不安。

　　我希望有关人士慎思。

华族文化的节节提升（2008-02-25）

　　
　　两年一度的华族文化节，在李显龙总理主持仪式下，于上周末掀开序幕。文化节的项目共有113个，开幕演出是一部《明春曲》。这是姜昆等来自中国的名家，把相声和戏剧熔于一炉的演艺作品。全场爆满，反应热烈，给为期一个月的节日打下了强心针。

　　开幕礼选演《明春曲》，有特殊的意义。除了符合浓浓的春节气氛之外，戏里说的是相声这门民间演艺百年历史的回溯，带来一连串文化的省思。由一个白发老人贯串的剧情，道出了中国清末、抗日战争、解放初期、文化大革命与改革开放五个时期相声的挣扎、彷徨与新生。

　　这与1994年台湾表演工作坊到来呈献的《那一夜，我们说相声》，有异曲同工之妙。换句话说，华族文化节呈献的不光是新加坡“华族”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如相声的逗趣与欢乐，而是充满“文化”内涵的思维上的咀嚼。

　　是的，华族文化节是欢庆和盛筵，也是能够让本地的“文化状况”作一检验和探讨的时刻。文化节脱胎自1991年的“华族文化月”，从最初的数十项活动发展到今天百多项，参与的国内外团体也越来越多。总工委会由多个政府及民间文化、教育单位的代表联合组成，是个全国性的大型活动。

　　纵观这十多年来的发展，无论是华族文化节，或是本地的文化活动，量方面的提升是无庸质疑的。以华语主办的讲座，近年来便异常频密，以致常有“撞期”的现象发生，如何选择让人煞费考量。文化建设“量”的提升，当然是非常重要的，目前值得期待的是从量变到质变。

　　质方面，到底有没有提升？平情而论，质的提升其实也有目共睹。应该说，继续提升素质，是华族文化节的总方向。

　　归根结底，华族文化的“根”，是华语华文。在本地，华语华文的传习经过一段低沉期之后，近年产生新一波的动态。滨海艺术中心建成后，每年农历新年期间举办华艺节，从世界各地邀请了艺术团和演艺名家到来，呈献的节目既专业也富有创意，给“华族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另一方面，国家图书馆等机构，也定时举办了不少具有文化内涵的华语讲座，鼓舞了文化气氛。

　　今回华族文化节，请来中国电视《百家讲坛》中的“历史语言学家”钱文忠，谈玄奘、说鉴真，把古人、古文化的精神面貌端到21世纪的传播平台上，也是一项坚实的文化努力。

　　此外，本地跨文化、跨族群、跨表演形式的尝试，也在文化节中出现。以福建戏曲呈献17世纪法国戏剧家莫里哀的闹剧，以新颖舞蹈再度诠释经典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由年轻马来歌手组成的无伴奏合唱小组Juz-B唱华语歌曲，都带来了新气象。这让人看到，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定位，从早年的“保留传统”走上了创造性转变的道路。也让人看到，华族文化是新加坡文化组成的重要部分，华族文化越是做得优美精致，新加坡文化也越能得到进一步提升。

　　华族文化节的口号是“继承传统文化，发扬现代精神”。这是个恰如其份的目标，也是个崇高的理想。不过，真正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和理想，其中必然有许多曲折、磨炼与失败的痛楚。总的来说，现在应该是我们从高处、从远处，以及从文化深层挖掘的时候了。当我们的本地创作也迎来《明春曲》、《那一夜，我们说相声》的轰动时，华族文化也就更上层楼了。

所谓“灵魂语言”

韩山元－灵魂语言
（2008-02-22）
● 韩山元

　　台湾作家龙应台有一回在新加坡接受媒体访谈时，提到一个重要的概念：语言（这里取的是广义，包括文字）有工具语言与灵魂语言之分。由于这个问题不是访谈的重点，她对工具语言与灵魂语言涉及的方方面面谈的不多，但是我内心却受到了震撼，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思潮，至今仍未完全平息。

　　灵魂语言与工具语言也许还不是十分严谨的概念，但能引起我们做深层的思考。工具语言容易理解，所有的语言都是工具，都具有表达思想感情，与他人进行沟通的功能，办事、谋生都用到语言，其工具性质是很明显的。

　　灵魂语言是什么呢？我的理解是：它是跟一个人的价值观、文化认同与文化素养紧密相连的心灵的语言，按通常的情况，灵魂语言是母语。人人都应当有自己的精神家园，而灵魂语言正是进入精神家园的终身有效的通行证。

　　任何一种语言都具有灵魂语言与工具语言两种功能，但不是每个人都充分掌握语言的两种功能，有些人是只把语言当作工具。

　　我想到了台湾民进党某些人搞“去中国化”，他们试图要学生少接触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他们又没法丢掉中文，那怎么办？他们的办法就是把中文当作纯粹的工具，跟自己的灵魂脱钩。而实际上，对于大多数台湾人来说，中文是他们的灵魂语言，不仅仅是工具而已。那些在台湾搞“去中国化”的人，以为拼命拔自己的头发就可以离开地球（这里借用鲁迅的比喻）。台湾许多有识之士都没有跟着民进党某些人的指挥棒起舞，更没有学他们拔头发想离开地球。

　　再来看看咱们新加坡的情况，不少人是把语言当作单纯的工具，要靠它就业、赚钱、升官、发财等等，至于这种语言所负载的文化与人文精神，都不是他们感兴趣的。我总觉得新加坡一直存在着人文精神危机，因为很多人只有工具语言而没有灵魂语言。新加坡的文化氛围并没有让人觉得灵魂语言是必不可少的，没有灵魂语言的人照样可以养尊处优，生活写意。

　　新加坡不是有很多人精通英文吗？把英文当作灵魂语言行不行？当然也行，这样的例子在美国多的是，好多第二、第三代的亚裔美国人，一句华语（或韩语、日语）也不懂，他们跟美国白人唯一的差别只是肤色而已。他们把英语当母语，那是很自然的。今天，也有些新加坡华人将英语当母语，那是他们的权利。问题是新加坡不是美国，占人口大多数的是华族，我们要保留优良的中华传统文化与传统价值观，不鼓励西化，但是很多华族孩子打从牙牙学语那天开始学的是英语，如果不把英语当作灵魂语言，他们就等于没有灵魂语言。把英语当作灵魂语言呢？人家又跟他说：不，孩子，英语只是工具。这样，他们的心理就很难调适了。

　　一个人可以同时掌握很多种语言，但是总有一种是他们的灵魂语言，其余的只是工具。工具可以放弃，也可以更换，灵魂行吗？如果一种语言成为你的灵魂的重要组成部分，你会轻言放弃吗？

　　新加坡的教育究竟要不要学生掌握灵魂的语言？如果答案是“要”，那么对于华族子弟，就不能强调华文只是工具而已，不能仅仅当作赶搭中国经济快车的车票，应当让他们将华语华文当作自己的灵魂语言。

　　以上讲的只是我一些不成熟的思考，提出来供大家参考，也是向大家请教。




迷失在灵魂与工具之间
——读韩山元《灵魂语言》有感

（2008-02-26） 刘学敏　　

　　针对台湾作家龙应台的观点，韩山元在其专栏中发表《灵魂语言》一文（《联合早报》2月22日），说“灵魂语言……是跟一个人的价值观、文化认同与文化素养紧密相连的，心灵的语言……是母语。”他进一步提出，“应当让他们（华族子弟）将华语华文当作自己的灵魂语言。”

　　龙应台的观点主要见于2003年的文章《在紫藤庐和Starbucks之间：对“国际化”的思索》一文（《联合早报·早报周刊》7月6日），以及接着的访谈《龙应台：干净的城市缺乏创造力》（《联合早报》7月16日）。

　　我想，龙应台和韩山元的说法，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他们都错在这样的论点的前提是：

　　一、一个人就算能掌握多种语言，但只能有一种语文是所谓的“灵魂语言”。

　　二、灵魂语言承载了民族的记忆，所以只能是一个人所属的民族的母语。

是灵魂也是工具

　　针对（一），我的反问是：一个掌握了多种语言的人，难道就不可以从各种语言中吸收养分，而形成自己的“价值观、认同与文化素养”（韩山元文），而只能从单一的，所谓的“灵魂语言”的来源吸收吗？

　　特选中学实行了30年，培养了不少通晓中英两种语言的专业人士。就我的观察，我并不觉得我们这群人的价值观和人文素养的形成只来自一个所谓的“灵魂语言”。

　　中英文都是我们“拿来与人沟通”的工具，也是我们表达“文学、音乐、绘画”（龙应台语）的平台。两种语言的运用自如，又哪里有一者为灵魂，另一者为工具的分别呢？

　　龙应台认为“亚洲的人民过西洋情人节但不知道Valentine是什么；化妆游行又不清楚Carnival的意义何在；吃火鸡大餐不明白要对谁感恩；耶诞狂欢又没有任何宗教的反思……有如把人家的祖宗牌位接来祭拜，却不知为何祭拜、祭拜的是何人。”（龙应台：《在紫藤庐和Starbucks之间》）

　　龙应台的误区是，她认为一个人只有回归自己的民族的传统，才能“安身立命”。去庆祝异族的节日是一种荒谬的行为。她无法看到就算是同样的节日，不同的人群在庆祝的过程中，就已经赋予了这个节日不同的意义。在西方社会，同一肤色但不同信仰的人过的圣诞节，内涵也都不一样。有人上教堂，有人和亲友欢聚，有人彻夜狂欢，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都过同样的节日。

　　如果西方人过圣诞节都可以各人过各人的，亚洲人过圣诞节为什么就一定要“有宗教的反思”？

　　同样的节日，不同的民族都可以照各自的方式来诠释和庆祝。如果照这样的以各自的民族传统为划分来过节的说法，新加坡每年举办的妆艺大游行是否应该只有华族参加？中国汉族过春节的时候，其他的少数民族如回族、维吾尔族、藏族等是不是就应该抵制，因为春节并不是他们的民族节日？

四种语文都有文学

　　针对（二）这样的论点，在一个由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也许可以说的通。但是对于一个由不同民族组成的移民社会，这样的论点我认为是错误的。

　　关键是，在一个由移民所组成的国家里，什么是一个人的“母语”，并不是一个静态的，一成不变的由他所属的民族来界定的事；而是一个动态的，不断选择和改变的过程。第一代移民虽然都保留了自己原来的母语，但第二代第三代移民已经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还要求他们学习自己父母亲的母语，又有多少的必要性和实用性？

　　新加坡作为一个移民社会，也是一样。让孩子学习什么语言，是每一个家长的权利。我不能同意韩文中说的“我们要保留优良的中华传统文化与传统价值观，不鼓励西化，但是很多华族孩子打从牙牙学语那天开始学的是英语，如果不把英语当作灵魂语言，他们就等于没有灵魂语言。”

　　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难道可以避开“西化”的历程？把学习中文作为抵抗所谓的“西方歪风”，就连中港台都做不到，硬是要在新加坡的华文教育肩负这样的使命，难道不是叫华文太沉重了？

　　本地学者许福吉在回应龙应台的《在紫藤庐和Starbucks之间》时，提出“她的许多看法对在这里土生土长，默默为文化作出贡献的文化工作者似乎有欠公平。”因为他们“创作了不少精致的文化成果，我们从大量的四种语文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这些潜藏的文化底蕴。”（许福吉《旅馆与家园》，2003年11月，新华文学）

　　正如教育部政务部长颜金勇在中正中学演讲中说的，“以英语为第一语文的双语政策不仅仅符合现实的需要，也给予新加坡很大的优势”（《联合早报》2月12日）。不正视这样的现实，反而把英文贬低为“可以放弃，也可以更换”的“工具”，而要求对母语的掌握要达到“负载的文化与人文精神”(韩文)，难道不是一种脱离现实吗？

　　在英文和华文之间做这样的非此即彼的选择，硬是要把英文变成工具，华文变成“灵魂”，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文化工作者应该思索的，是更好的利用新加坡这样特有的语言环境，创作出激动人心的作品：不管这些创作者原来是什么民族，也不管他们用的是不是他们原来的母族的语言。

·作者是在中国从事管理工作的新加坡人



对灵魂语言的误读
（2008-02-28）
● 李叶明

　　读韩山元先生2月22日的专栏文章《灵魂语言》，颇有感触。与朋友分享时曾笑曰：在新加坡这样一个繁荣的商业社会里，似乎缺少的正是这种能够“触及灵魂”的思考。

　　很高兴，在2月26日的早报又读到了刘学敏君的文章《迷失在灵魂与工具之间》。刘君的思路条理分明，言辞也相对犀利。比如，他在文章中旁征博引，并且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提出：“一个掌握了多种语言的人，难道就不可以从各种语言中吸收养分，而形成自己的‘价值观、认同与文化素养’而只能从单一的，所谓的‘灵魂语言’的来源吸收吗？”

　　这个问题问得好，也相当尖锐。答案其实不言而喻。那就是：一个掌握了多种语言的人，当然可以从各种语言中吸收养分，而不必只从单一的“灵魂语言”的来源吸收。

是基于某种误读
　
　　可是，细心的读者或许会发现，韩文似乎并没有主张，一个人只能从单一的“灵魂语言”的来源吸收养分。韩文说：“所有的语言都是工具，都具有表达思想感情，与他人进行沟通的功能”。韩文也认为“任何一种语言都具有灵魂语言与工具语言两种功能”，但可惜的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充分掌握语言的这两种功能，“有些人是只把语言当作工具”。

　　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就可以看出，韩先生显然并不反对“一个掌握了多种语言的人”也可以通过“工具语言”吸收养分。韩先生似乎并不认为，一个人只能掌握一种“灵魂语言”，尽管我们看不出一个人有掌握两种“灵魂语言”的必要。由此可见，刘君对韩文提出的以上质问，似乎是基于某种误读。

　　而刘君对原文的误读，不仅限于此。比如，他还质问：“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难道可以避开‘西化’的历程？把学习中文作为抵抗所谓的‘西方歪风’，就连中港台都做不到，硬是要在新加坡的华文教育肩负这样的使命，难道不是叫华文太沉重了？”

　　首先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刘君认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无法避开“西化”的历程？难道在他看来，“现代化”就是“西化”的代名词吗？我从来不反对东方民族向西方学习（反之亦然），但我也从来不认为，我们必须要通过自身的“西化”来谋求国家的“现代化”。事实上，新加坡的发展历程已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一个亚洲小国，是完全可以在坚守自身价值观的同时，实现“现代化”的。

　　其次，我并没有看出韩文中有主张“把学习中文作为抵抗‘西方歪风’（的手段）”之意。我感觉韩文要表达的是，新加坡存在这样一种尴尬：这里有很多人精通英文，在语言教育上也强调学习英文（把英文当作第一语言），但是在文化上却又强调新加坡与西方不同，主张坚守亚洲价值观，主张传承和弘扬多元民族各自的文化。
　
工具语言的思维
　
　　在这样的一种矛盾下，语言和文化其实是脱节的。英语很难被当成是学生的“灵魂语言”来学习。于是，作为新加坡第一语言的英语，就被当成了一种工具语言来教学。刘君所引用的（本人并未求证）教育部政务部长颜金勇的讲话“以英语为第一语文的双语政策不仅仅符合现实的需要，也给予新加坡很大的优势”，恰恰暗合了这种工具语言的思维。

　　个人认为，韩文的本意，并不是要让新加坡教育界“在英文和华文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我也看不出韩先生有否定新加坡的“现实需要”，主张“华文比英文更重要”的意图。

　　我认为韩先生要表达的是，不要单纯的把语言当成“工具”来教和学，不要忽视“灵魂语言”对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的影响。具体而言，在我们鼓励学生学习华文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跳脱工具语言的教学思维，对这门华族的母语，多投入点感情，多投入点文化，多放一点所谓的精神，让新加坡的华族学生不是单纯的，把华文作为将来就业、谋生或发财的工具，而应该把它当成进入自己精神家园的终身有效的通行证。

　　·作者从事教育与科技工作

灵魂语言与人文教育　　
——回应刘学敏先生
（2008-03-01）
● 韩山元

　　首先，我要感谢刘学敏先生那么认真读我的小文（刊于2月22日《联合早报》副刊）。刘先生这篇评论（2月26日《早报·言论》）和他多次在早报发表的文章，都流露一股鲜明的人文关怀之情，这点我十分钦佩。

　　再者，我要感谢李叶明先生为拙文做的解释（2月28日《早报·言论》）。这里，让我将自己的想法与疑虑说得更清楚。

　　我承认，灵魂语言与工具语言这两个概念还不是表述得十分严谨，但不是全无意义。如果表述得不够完善，大家可以动动脑筋，使它表述得更严谨、更完善。

　　一个人能不能同时拥有两种灵魂语言呢？我相信也是可以的。但是不少精通双语甚至三四种语言的人，总是以其中一种作为他在精神家园中通行无阻的语言。这种灵魂语言可以是自己民族的语言，也可以是非本民族的语言（在美国这样的例子很多）。

　　我对新加坡的现状之所以有疑虑，是因为我觉得，新加坡很多人太过强调语言的功利性，这跟整个社会以功利主义挂帅是分不开的。做事讲功利无可厚非，但是把功利当作衡量一切的价值准绳，人就很容易变得唯利是图了。

　　就拿学母语来说，我们身为华人学习华语（这里取的是广义，包括华文）是为什么？有些新加坡华族家长搞不清这一点，老是强调学了华语将来可以到中国去赚钱，因为中国崛起了。

　　我要问的是：难道是因为中国崛起才要学华语？中国不崛起就不需要学华语了？新加坡与马来半岛百多年来的华文教育，难道是因为当年中国崛起而办的吗？恰恰相反，中国那时被列强欺负，华人被人压迫，但是新马华人仍旧顽强地坚持华文教育事业。

　　今天，马来西亚的华校非常明确地向学生灌输的观念是：华语是我们的灵魂语言，而不仅仅是赚钱的工具，可是新加坡呢？刘学敏先生那篇批评我的文章题目是《迷失在灵魂与工具之间》，我想，这句话用来形容新加坡一些华人对母语的态度倒是挺合适的。

　　吃羊肉不是为了变羊　　

　　我们的人文教育不足，人文关怀缺失，导致新一代新加坡人虽然通晓（甚至是精通）英文，但未必充分了解西方文化，也许他们只是知道西方文化的皮毛，而不晓得西方文化的精髓。

　　当然我不否认确有一些人精通英语又充分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当然是能充实与提升我们的灵魂，但是我还是觉得，在我们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如果丢弃了自己的民族文化，那是非常可惜和不智的。吸取西方文化不是为了洋化，正如我们吃羊肉是为了吸收营养，不是为了变羊。

　　另外我想提的是，学西方文化不宜不分精华糟粕全盘照收，不能将西方的劣质文化当宝，可是现在有些新加坡人就是这样做的，遗憾的是，我看到有些中国人也这么做。他们不学青蛙游泳，却学青蛙叫。

·作者为已退休的新闻工作者，现从事文史研究



说到灵魂太严重　　
——韩山元《灵魂语言》读后感
（2008-03-01）
● 吴大地

　　读韩山元的文章《灵魂语言》，忽然觉得新加坡似乎存在着一个“灵魂危机”：这里充满了很多只知赚钱，但没有灵魂或者是灵魂稀薄的国人。更严重的是，我们的下一代，情况也不乐观。可谓前途堪虞，一不小心就几将变成了一个行尸走肉之国。

　　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呢？根据韩先生的分析，这是因为很多国人只有“工具语言”而没有“灵魂语言”。

　　“灵魂语言”是什么呢？韩先生说，什么语言都有培养灵魂的功能，好像美国各裔族群，都以英语当母语。可是“问题是新加坡不是美国，占大多数人口是华族”。

　　华族的“灵魂语言”通常应该是华语。不幸的是，却有些人向华族子弟强调华语只是工具而已，于是，好好的“灵魂语言”似乎变了质，成了“工具语言”。

　　韩先生说:“工具可以放弃，也可以更换，灵魂行吗？如果一种语文成为你的灵魂的重要组成部份，你会轻言放弃吗？”

　　事关灵魂，问题不可谓不严重。

　　谁都知道，语言的功能多样，既可用来赚吃，又可进行精神文化的学习与修养。

　　善用情绪语言的龙应台，提出灵魂语言这个名词时，主要在于讥笑那些文化层次没有她那么高深的华人。

　　韩先生文中也明确指出，任何一种语言都兼具这两方面的功能。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举出例子说明：印度诗哲泰戈尔、捷克文豪昆德拉，他们都不用母语写作。其实，我国就有很多现成的例子：开国元老之中，也有不通晓或精通母语的。他们为国家人民鞠躬尽粹，任劳任怨，有目共睹，像是没有“灵魂”的人吗？概念模糊可以不下定论　　韩先生本身也知道，所谓“灵魂语言”是一个很松懈牵强的慨念。

　　然而，始于这样含糊的慨念，韩先生却得到了失去灵魂这么严重的结论，确实令人惊讶。

　　这篇论辩逻辑可疑的文章，却得到很多人的认同，在报纸以及网站上，听到很多叫好与掌声。

　　为什么呢？因为像我这类的老华校生，都有一种母语自豪感。虽然在其他方面不如人，现在有了“灵魂语言”这帖护身符，见到那些韩先生口中那些“养尊处优、生活写意”的人，大可以告诉自己，“我有灵魂，你有吗？哼！”

　　母语确实有助亲炙族群文化，推广母语早已是我国的共识。不过，把这个议题升级到灵魂那样严重的层次，未免有诉诸情绪之嫌。

·作者是本地自由撰稿人

要会读书，也要会做人

要会读书也会做人

（2008-02-16）

● 王振春

　　1月26日读到《联合早报》的一则新闻，几个企业家说，本地第四所大学要培养的人才，不是读书本事，学校成绩考到A就行，他们还必须有出色的沟通能力，适应能力及主动性强，并具有冒险精神，能在不同的文化与环境中应付自如，这才是第四所大学所要培养的人才。

　　我要加上的一句话是，现在的学校，不单要培养学以致用的人才，更重要的是，还要教导学生如何做人。

　　如果鱼与熊掌不能兼得，在读书与做人方面，我觉得还是先学会做人更重要。

　　我们现在很多学校，没有公民课，没有伦理班，没有老师在循循善诱，给学生讲孔融让梨、孟母三迁、愚公移山这些故事，也没有鼓励学生读《游子吟》、《春晓》这些古诗。老师大多数只管教书不管教人，只要把课本上的东西教好便功德园满，德育方面不受重视，如何教出会做人的好学生，好公民？

　　我们这一代的人，读书时课本有教我们：“排排坐，吃果果，你一个我一个，妹妹睡了留一个”，也有课文告诉我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由于学校只管教书不教人，于是，现在的学生，在地铁或巴士上，不但不会让位给老年人，还跟他们争车位，争到了车位，有女朋友坐在一起的，还大大方方的在众人面前，相拥相抱。回到家里，看到好吃的东西便一口把它吃完，没有想到弟妹不在家，要留一点给他们。

应表扬提倡德育的学校

　　我那一代的人，做兄长的，如果家里没钱，他们常常会把念书的机会让给弟妹，自己出外打工，赚钱补贴家用。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真的像一根火柴，燃烧自己，照亮他人，希望弟妹多读点书，将来有个好出路。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当年便作过“火柴”，看到弟妹学业有成，家庭幸福，他们比什么都高兴。这样的故事，说给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听，个个以为是天方夜谭，也有人会笑那些做哥哥的真傻，人不自私，天诛地灭，干么要那么伟大？


　大年初一，到一个亲友家拜年，亲友的大女儿18岁，两个儿子一个15一个7岁，看到我们来，瞧都不瞧一眼。老伴给他们红包时，也面无表情地收下，连声谢谢都没有。
　　我想，礼貌是教导出来的，父母不管，老师不教，使得孩子不懂得如何待人接物，该怪的是谁？

　　现在的学校，不是每所都是教书不教人，也有智育与德育并重的。日前带孙女到南华小学上课，发现学校的墙壁上，有“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几个大字，这说明南华除了教书，也教学生做人的一些原则。

　　学童像一张白纸，每天让他们看到这八个大字，早上集会时，校长也点点滴滴，像讲故事一样，配合话题，有时讲忠，有时讲孝，把这八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大字，灌进学生的脑海里。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他们将来长大，懂得“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这是国家之福。

　　还有几间我参观过的学校，如培群小学，在德育方面也作得很成功。他们的老师教书也教人，这些学校，应该给予表扬。

　·作者是退休资深报人

双语新加坡：柯思仁（13/01/2008）

　　上个星期二，是新加坡媒体界的一个标志性日子，也是作为双语 社会的新加坡的一个里程碑。创刊于2006年6月的免费华文报《我报 》，在出版仅仅一年半之后，改为一份在新加坡主流媒体的领域中史 无前例的华英双语报。1月8日推出的第一个革新版，华英文内容（包括相当分量的广告）各占一半，总页数达128之多。

　　《我报》从比较纯粹的华文报改为双语报的可能性，其实从创刊 以来就已经有迹可循。传统的主流印刷媒体，华文报如《联合早报》 的假设读者是只读得懂华文，英文报如《海峡时报》的则是只读得懂英文。对比之下，《我报》的不同，在于一开始就标榜着其所诉求的 读者对象是双语兼通的年轻一代读者，年龄介于20至40岁。因此，《 我报》的文字虽然以华文为主，却不避讳在文中穿插英文词汇，尤其 是涉及政治与财经方面的专有名词，以及非华族人士的姓名等。

　　即使新加坡推行与宣扬双语教育已经很多年，通过一份报纸，打 破华文读者和英文读者的区隔，的确是相当大胆，也不容易迈出的一 步。从社会意义来说，原本少涉入对方社会空间的华文读者和英文读 者，形成两个互不重叠群体的新加坡人，双语版的《我报》提供的是一个共同的平台，让两个语文群体的读者，有一个互相渗透和了解的 机会。

　　从商业策略来说，《我报》推出双语版也是一个聪明的做法。从 1970年代末以来推行的以英语为主的双语教育，培养出的双语新加坡 人，目前已是40岁出头，正是《我报》主要的读者对象。但是，他们可能完全不看华文报，即使是《我报》。双语版，可以吸引他们看英 文部分，再转而吸引他们看华文部分。《我报》市场的迅速开拓既是 明证：从创刊时的12万份，到革新版推出前的18万份，到双语版的30 万份；广告的增加幅度也是显而易见的。

　　有意思的是，双语版《我报》的内容并不是华英互译的，譬如说 ，国际、财经、政治等新闻主要用英文，而中港台、本地社会新闻和 娱乐小道则是主要用华文。这种内容范畴的划分方式，显然和人们向 来对于双语新加坡人的语言使用习惯，有着颇为一致的想像。同样的想像方式，在教育系统里也存在：数理等"硬性"科目必须用英文教 学，而人文与社会科学等"软性"科目则可采用母语教学。

　　语文的功能性要进行划分似乎还不是很难，一个简单的方式，就 是在某一个领域中某种语文最普遍也就表示它是最有用处的。全球的财经势力主要集中在美国，因此，财经领域使用英文最直截了当。流 行文化方面影响新加坡人最深的是中港台，因此，这个领域使用华文 看来是理所当然。新加坡讲求方便和效率，往往也很容易就先朝这个 方向思考。

　　可是，社会学家告诉我们，语文除了具有功能性，还有不是那么 容易可以量化处理的层面，譬如说，关于自我的认知和族群的认同。 这方面，政府政策和主流媒体的影响尤其大。如果在本质上将某种语 文和某种领域的内容挂钩，并且形成各个领域使用不同语文的区块，显然的，族群之间、语文之间的区隔，可能又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建筑 起来。

　　其实，没有什么语文是倾向"硬性"或"软性"的。在一个单语 的社会，例如美国和中国，所有"硬性"和"软性"的内容都是采用 同样一种语文进行沟通。语文在这样的社会里，是一种开放性、有生命力的工具。大部分的新加坡人有双语能力，看起来好像比那些单语 社会更有优势，不过，新加坡的双语，或者多语，每一种语文，已经 注定了它的功能和范畴。

　　我猜想《我报》的华英文编辑组，每天应该会召开会议，决定华英文版分别会出现什么内容，而不至于重复，以达到其"双语并重，各异其趣"的宗旨。不妨让我想像一下，如果没有这样的编辑会议， 如果让华英语都发挥其开放性，会不会有一天，华英文版出现差不多 相同的内容？

（作者为南洋理工大学大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