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最近你参观了新加坡摄影协会的“新加坡河摄影展”后，觉得很不错。试写一封信给该协会会长，表示赞扬，并提出一些意见。
2. 你在参加课程辅助活动时，与合作的同学起了争执，过后取得和解。试叙述事件的经过，以及你的感受。
3. 华人的传统应该保留吗？
4. 你曾经目睹一名顽皮的孩童在社区图书馆内吵闹，做母亲的却无动于衷。一名公众忍无可忍，大声呵斥那名孩童，结果和那名母亲起了争执。试描述当时的情形和你的感想。
5. 假设你参加了学校主办的第一届华文演讲比赛，试描述你当时的心情与会场的情景。
6. 一个残而不废的人
7. 怎样才能使学校享有良好的名声
8. 假设你有一位外国笔友问起华人过年的情形，试写一封信告诉他。
9. 报章报道：今后，青少年犯罪的父母也必须受到惩罚。试谈谈你对这则新闻的看法。
10. 有人认为我国的学生虽然学业成绩优良，却不懂人情世故。你对这个说法有什么意见？
11. 报章报道：有些人批评我们的学校太重视考试，忽略了音乐、体育等非考试科目。试谈谈你对这段新闻的看法。（11/2000）
12. 报章报道：有一对残障兄弟，他们不向命运屈服，发奋求学，每年都以优异的成绩获颁奖学金，他们希望有出人头地的一天。……试谈谈你对这段新闻的看法。（5/99）
13. 家人的支持是学生成功的主要因素。试加以讨论。（11/2000）
14. 你在报章上读到福林会馆举办杰出教师奖的新闻。试写一封信给会馆的负责任，向他推荐你的老师。信中必须具体说明推荐的理由。(2005/NOV)
15. 狮城中学的华文学会将于九月间举办“新加坡学生文艺作品展览会”。展览期间，也将主办文艺专题演讲。试以学会秘书身份，写信给我国知名作家周志源，向他说明举办专题演讲的原因与目的，并邀请他前来演讲。(1990/MAY)
16. 试写一封信给彩虹广播电台的经理，要求为青少年设立一个有关中华文化的节目。信中须说明节目宗旨，并建议节目的内容。(2005/MAY)
17. 试写一封信给狮城日报的总编辑，向他建议增辟学生语文版，并说明理由。(1986/MAY)
18. 试写一封信给新加坡巴士公司的经理，投诉该公司属下一名巴士司机驾驶鲁莽和对待搭客无礼。(1996/MAY)
19. 试以华文学会会长的名义，写一封公函给文化书局总经理，邀请他到学校来举行书展。(1989/MAY)
20. 试以一个居民的身份，写一封信给祥林区市镇理事会主席，要求在本区设立一间图书馆。(1993/NOV)
21. 试以一个居民的身份，写一封信给祥林市镇理事会主席，建议在组屋楼下辟建一个阅读室。(1995/MAY)
22. 谈家长过度约束孩子与纵容孩子所带来的问题（11/03）
23. 谈决定学生学习成功的因素（11/02）
24. 新加坡报业控股有限公司主办的华文书籍展卖会己经结束了。试写一信给该公司的经理，赞扬这项富有意义的活动，并提出改善的意见。(1995/NOV)
25. 有不少人认为新加坡的父母太过纵容自己的孩子，你同意吗？为什么？（6/02）
26. 有人认为：给学校排名将会造成不良的竞争，老师和学生会受到更大的压力。你对这种说法有什么意见? （4／93）
27. 有人认为我国年轻一代越来越不重视母族的传统节日。试谈谈你的看法。（4／91）
28. 有人说“怕输”并不完全是丑陋的行为，它也可能是激发人们力争上游的一股力量。你对这种说法，有什么意见? （4／94）
29. 有人在报章上发表文章，批评一些父母给儿女太多的零用钱，会使儿女养成奢侈的坏习惯。你对这个论调有什么看法? （4／95）
30. 在我国，家长为子女聘请补习老师已经成为一种风气。试谈谈你的看法。（4／90）
31. 怎样才算是幸福快乐的家庭（11/99）
32. 我对“创意”的看法。
33. 报章报道：我国负责推广华语的有关组织表示，希望通过流行文化来引导人们学习华语。试写出你读了这则新闻后的感想。
34. 最近你所在的区域的图书馆读报室出现一些可喜的变化，试写一封信给该图书馆馆长，对他们提出表扬。
35. 俗语说：“退一步海阔天空，让三分心平气和。”请写出你对这一句话的理解。
36. 报章报道：随着人口出生率的减少，父母溺爱孩子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有人认为长此以往，会对孩子造成很不好的影响。试针对这种说法，谈谈你的意见。
37. 我们为什么要求学呢？请你申论自己的看法。
38. 有人认为“自高自大”和“爱面子”都是有自尊心的表现，你同意吗？为什么？
39. 报章报道：最近国家图书馆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有一半人带着浓厚的功利目的读书。试写出你对这则报导的看法。
40. 试写一封信给你在国外的朋友，向他介绍我国的“讲华语运动”，并向他谈谈你对这一运动的看法。
41. 有人认为华文很难学，更有不少人人云亦云。华文真的难学吗？请谈谈你的看法。
42. 教师可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吗？
43. 近年来，有许多文章针对我国的华文水平和教学改革，提出了反思和批评。试写出你读了这些文章后的感想。
44. 生活中经常需要原谅。你原谅过别人，或别人原谅过你吗？试写这样一件事，并说出自己的感想。
2007年12月26日星期三
讲信用
讲信用 丘海棠 2007-03-31
我喜欢跟孩子讲信用，因为他们要求不高，但却会收到超值的回报，在日后的教导上，会收事半功倍的效果！答应了就要做到，这有什么难的；说难的话，就在于承诺的那一刻，因为要确保自己真能做到，否则就不要轻易许下诺言！所以有时我孩子会说我：“妈咪，为什么你要想这么久？”
我很小心我的承诺，不会随便答应小孩什么，即使是很小的糖果要求，我都会三思了又三思，事因不喜欢给孩子吃太多糖果，所以不会为了安抚他而随意答应。
重视信用的教导，除了对己负责外，也要对别人负责，更可杜绝信口开河的坏习惯，尤其是办不到或做不来的事情，千万不要给人希望，否则失望是小，失信是大。
记得年少时听过一位妈妈说：“她为了言出必行，可以在她工作半途的时间跑回家去检视她的孩子是否有对她撒谎，几次下来，孩子便不敢在电话中对她胡说八道或敷衍了事了。
我很不明白为什么有些父母很喜欢跟孩子开空头支票，瞧他们失望的眼神，难道就不觉得有些愧疚吗？别以为小孩子不懂事，心灵的创伤你又知多少呢？奉劝忙碌的父母们不要轻易许下承诺吧！这比不陪他们玩更伤人呢？因为你给了他们希望，又让他们失望，于心何忍。
我喜欢跟孩子讲信用，因为他们要求不高，但却会收到超值的回报，在日后的教导上，会收事半功倍的效果！答应了就要做到，这有什么难的；说难的话，就在于承诺的那一刻，因为要确保自己真能做到，否则就不要轻易许下诺言！所以有时我孩子会说我：“妈咪，为什么你要想这么久？”
我很小心我的承诺，不会随便答应小孩什么，即使是很小的糖果要求，我都会三思了又三思，事因不喜欢给孩子吃太多糖果，所以不会为了安抚他而随意答应。
重视信用的教导，除了对己负责外，也要对别人负责，更可杜绝信口开河的坏习惯，尤其是办不到或做不来的事情，千万不要给人希望，否则失望是小，失信是大。
记得年少时听过一位妈妈说：“她为了言出必行，可以在她工作半途的时间跑回家去检视她的孩子是否有对她撒谎，几次下来，孩子便不敢在电话中对她胡说八道或敷衍了事了。
我很不明白为什么有些父母很喜欢跟孩子开空头支票，瞧他们失望的眼神，难道就不觉得有些愧疚吗？别以为小孩子不懂事，心灵的创伤你又知多少呢？奉劝忙碌的父母们不要轻易许下承诺吧！这比不陪他们玩更伤人呢？因为你给了他们希望，又让他们失望，于心何忍。
年轻人自我本位
青少年乱抛垃圾反映了什么 戴文雪 2007-03-31
3月14日《联合早报》报道，我国30岁以下的青少年对乱抛垃圾的问题漠不关心。表面上看这并非是一件大事，但深一层去想，它确实也反映了一般年青人的心态。
年青人不论是在行为举止，或生活起居等习惯方面，和年长的国人的差异似乎愈来愈大了。正如报道所说的：“他们明白道理，却不一定付诸行动。”
在新加坡，我们能成功的制造出一批又一批的考场状元和奖学金得主，但同时却出现了一群群的年青垃圾虫。我们的教育制度是不是像大家想象中的那么成功？还是我们富裕又有教育水平的新加坡家长在家教方面出了问题？
对上期《年轻人·垃圾》话题的回弹：叛逆，只是简化的说法
2007-03-31 陈士铭
本地青少年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要是与其他国家相比较，应该属于相当温和的。像最近轰动日本的一名少女在电车站台上把一名老妇推倒，造成老妇被进站的电车撞伤，或是十余年前美国青年在本地偷窃公共指示牌和向私人汽车喷漆之类的事件，在本地还是罕见的。
本地青少年问题至今能够受到某种程度上的控制，一方面是因为本地的严刑峻法容不得盗窃和吸毒等罪案肆虐，另一方面也需归功于政府对青少年问题的高度重视。青年及体育部的成立，以及全国青年理事会致力于与青少年进行对话会，都是政府要拉近与青少年的距离，进一步了解他们看法的努力体现。
应该说，本地青少年问题目前与日美青少年问题上的最大不同点，是伤害他人或他人利益是否严重。我认为本地青少年虽然还没有制造出多起类似日美上述例子那样的伤害他人或他人利益的事件，但他们持有的处世观仍然值得令人关注。
有人认为，很多青少年这时都有挑战社会的一种叛逆心理，相信他们度过这段成长过程后，所谓“船到桥头自然直”，叛逆心理应该会消失，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诚然，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在青少年阶段都多少尝试做过不合规矩的事情。犹记得中学时候，就曾经与一群同学不顾校规爬窗口进出楼下课室，钻篱笆洞口溜进学校隔壁的别墅花园爬果树等今日看来近乎荒唐的事情来。要套用“初生之犊不畏虎”来形容很多人的青少年阶段，应该不算为过。可是，随着互联网日益普及，各种物质和感官诱惑的信息唾手可得，加上都市生活的富裕，很多家长出外工作，今时出现的青少年问题如果还是全归咎于叛逆心理，似乎又把问题看得表面化和简单化了。
越来越多迹象显示，个人主义心态或是自我本位意识膨胀，是当前本地青少年众多问题的背后原因。很多青少年一方面享受着日新月异的科技所带来的消费便利，另一方面却因家长经常出外为生活奔波而缺少亲人关爱，久而久之就会滋生一种追求物质虚荣的我行我素心态，而这种个人主义心态在开放社会的默许下，就会进而衍生出缺乏公德心和责任感的态度，像国家环境局最近展开的调查结果，恰恰就是这些不良态度的具体表现。
为了确保未来的社会不至于被目前青少年的自我本位意识膨胀所吞噬，我们应该在指示给他们正确处世观方面加大力度。也许有人说时下青少年不再吃“说教”这一套，但许多青少年的确有赖成人指引，毕竟他们都还有无限的可塑性。若是任由这样的自我本位意识在他们身上强化下去，很难说他们当中有些不会走上岔路。
总之，我们对时下青少年不能一味抱着听之任之的态度。社会各方应该积极地向他们反复强调个人主义心态对他们来说是有害的，让他们深切了解，对周遭事物的关心和带有责任感，才是美好生活的必要态度。青少年能得到正确方向的指引，社会才会继续昌盛进步，继续充满希望。
·作者是《联合早报》特约记者、翻译员
3月14日《联合早报》报道，我国30岁以下的青少年对乱抛垃圾的问题漠不关心。表面上看这并非是一件大事，但深一层去想，它确实也反映了一般年青人的心态。
年青人不论是在行为举止，或生活起居等习惯方面，和年长的国人的差异似乎愈来愈大了。正如报道所说的：“他们明白道理，却不一定付诸行动。”
在新加坡，我们能成功的制造出一批又一批的考场状元和奖学金得主，但同时却出现了一群群的年青垃圾虫。我们的教育制度是不是像大家想象中的那么成功？还是我们富裕又有教育水平的新加坡家长在家教方面出了问题？
对上期《年轻人·垃圾》话题的回弹：叛逆，只是简化的说法
2007-03-31 陈士铭
本地青少年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要是与其他国家相比较，应该属于相当温和的。像最近轰动日本的一名少女在电车站台上把一名老妇推倒，造成老妇被进站的电车撞伤，或是十余年前美国青年在本地偷窃公共指示牌和向私人汽车喷漆之类的事件，在本地还是罕见的。
本地青少年问题至今能够受到某种程度上的控制，一方面是因为本地的严刑峻法容不得盗窃和吸毒等罪案肆虐，另一方面也需归功于政府对青少年问题的高度重视。青年及体育部的成立，以及全国青年理事会致力于与青少年进行对话会，都是政府要拉近与青少年的距离，进一步了解他们看法的努力体现。
应该说，本地青少年问题目前与日美青少年问题上的最大不同点，是伤害他人或他人利益是否严重。我认为本地青少年虽然还没有制造出多起类似日美上述例子那样的伤害他人或他人利益的事件，但他们持有的处世观仍然值得令人关注。
有人认为，很多青少年这时都有挑战社会的一种叛逆心理，相信他们度过这段成长过程后，所谓“船到桥头自然直”，叛逆心理应该会消失，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诚然，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在青少年阶段都多少尝试做过不合规矩的事情。犹记得中学时候，就曾经与一群同学不顾校规爬窗口进出楼下课室，钻篱笆洞口溜进学校隔壁的别墅花园爬果树等今日看来近乎荒唐的事情来。要套用“初生之犊不畏虎”来形容很多人的青少年阶段，应该不算为过。可是，随着互联网日益普及，各种物质和感官诱惑的信息唾手可得，加上都市生活的富裕，很多家长出外工作，今时出现的青少年问题如果还是全归咎于叛逆心理，似乎又把问题看得表面化和简单化了。
越来越多迹象显示，个人主义心态或是自我本位意识膨胀，是当前本地青少年众多问题的背后原因。很多青少年一方面享受着日新月异的科技所带来的消费便利，另一方面却因家长经常出外为生活奔波而缺少亲人关爱，久而久之就会滋生一种追求物质虚荣的我行我素心态，而这种个人主义心态在开放社会的默许下，就会进而衍生出缺乏公德心和责任感的态度，像国家环境局最近展开的调查结果，恰恰就是这些不良态度的具体表现。
为了确保未来的社会不至于被目前青少年的自我本位意识膨胀所吞噬，我们应该在指示给他们正确处世观方面加大力度。也许有人说时下青少年不再吃“说教”这一套，但许多青少年的确有赖成人指引，毕竟他们都还有无限的可塑性。若是任由这样的自我本位意识在他们身上强化下去，很难说他们当中有些不会走上岔路。
总之，我们对时下青少年不能一味抱着听之任之的态度。社会各方应该积极地向他们反复强调个人主义心态对他们来说是有害的，让他们深切了解，对周遭事物的关心和带有责任感，才是美好生活的必要态度。青少年能得到正确方向的指引，社会才会继续昌盛进步，继续充满希望。
·作者是《联合早报》特约记者、翻译员
华文程度
小六生将具怎样的华文能力？ 2007-03-20
＊能听懂简单的新闻报道和广告等，以及适合程度的成语故事、历史故事、童话故事、儿童节目、电视剧等，并用口头或书面表达自己的意见
＊能说一段完整的话，并就日常生活话题，以华语与人交谈具备独立识字能力，能利用字典词典理解字词能利用汉语拼音输入汉字
＊能阅读适合程度的儿童读物，如历史故事、成语故事、童话故事等，并用口头或书面表达自己的意见
＊能利用各种资源（如图书馆、资讯科技等）进行阅读
＊能在生活中用华文表达自己的感受，如写信、写读后感等
＊能在生活中利用资讯科技，以华文进行网上交流（包括写电子邮件）
摘录自《小学华文课程标准2007》（http://www.moe.gov.sg/cpdd/doc/chinese/PriChinese_Syllabus2007.pdf）
＊能听懂简单的新闻报道和广告等，以及适合程度的成语故事、历史故事、童话故事、儿童节目、电视剧等，并用口头或书面表达自己的意见
＊能说一段完整的话，并就日常生活话题，以华语与人交谈具备独立识字能力，能利用字典词典理解字词能利用汉语拼音输入汉字
＊能阅读适合程度的儿童读物，如历史故事、成语故事、童话故事等，并用口头或书面表达自己的意见
＊能利用各种资源（如图书馆、资讯科技等）进行阅读
＊能在生活中用华文表达自己的感受，如写信、写读后感等
＊能在生活中利用资讯科技，以华文进行网上交流（包括写电子邮件）
摘录自《小学华文课程标准2007》（http://www.moe.gov.sg/cpdd/doc/chinese/PriChinese_Syllabus2007.pdf）
现在补救还来得及 ——从“他的中文太差了”谈起
潘国驹2007-07-27
最近有一则引入注目的新闻，就是美国高盛(Goldman Sachs)集团在中国的合资公司高盛高华证券，不能委任高盛亚洲投资银行联席主管王查理为公司总裁，原因是“他的中文太差了”。本地的《联合早报》、《海峡时报》和《商业时报》都以相当显著的版位报道这件事。
这事件对旧有的观念应该具有相当大的颠覆性。一直以来，东方社会都习于将英语视为上等语言，大家拼命考托福、GRE、雅思(IELTS)，亚洲的官员要懂英语，甚至英语不很普及的中国，在考核官员时也将英语列为条件之一。这些已经司空见惯。可是我们是否曾经反思：为什么西方国家到中国经商可以不使用中文呢？
语言并并孤立
上述高盛事件是一个很好的转机，它昭示了华语的重要性。当然，之所以走向这一局面，与中国崛起这一主要背景息息相关。
近年来，所谓的“华语热”已在全球各地区持续升温，中国政府为推动华语的学习，在全球各地兴办的孔子学院备受欢迎。在本地，设立在南洋理工大学的孔子学院日前正式成立，内阁资政李光耀亲临开幕。
在致辞时，李资政以自己32岁开始学华文以及让三个子女从小学习华文华语为例，鼓励现代新加坡人从年轻时就打好华文基础，因为“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经济实力的增强，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寻求如何学习中华语言、了解中华文化”。
我非常赞同李资政的观点，华语必须从小抓起，但30岁以后开始，也为时未晚。我认为“华文难学”被过分夸大了，关键是要有学的意愿；有了学的意愿，就不难了。
语言从来就不是孤立的，它和历史、文化、风俗、人情紧密结合。现在新加坡越来越多的人到中国经商、旅游，或长期或短暂生活在中国，他们大多会讲、会读华语，和中国人沟通不成问题。可是这还不够，还应该具备一定的书写能力。如果再进一步要求的话，还需要了解中国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大江南北的风俗人情。如果能做到这些，那么学习华语就有趣得多了，你会越学越有劲，你能体会到华语的美是其他语种所无法企及的。
中国近些年来所拍的历史电视剧如《三国演义》、《走向共和》、《康熙帝国》、《雍正王朝》，甚至《大宅门》、《延安颂》等都非常好。通过这些电视剧，可以更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若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就很难了解中国的现状，“温故知新”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中华民族一向重视历史，史学是万学之母。这同西方不同，对西方人而言，哲学才是万学之母。
谦虚是成功的通行证
本地有些商人到中国经商，并不顺利，我想这同他们对中国了解不够有关。中国的政策法规、中国人的习惯思维、变通机制、人情世故，都要吃透才不至于“合不上榫”。
新加坡人的行事方法、办事作风在中国未必行得通。对一板一眼的新加坡人来说，中国人可能不太有原则性，可你要知道在中国做生意，私交很重要，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有“哥儿们”从中帮忙，就可迎刃而解了。这并非说中国人不讲原则，而是说中国人的原则是机动的、应变的，很有弹性。
除此，还得了解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习俗，譬如饮茶、喝酒、听戏。新加坡人可能觉得自己较清高，对这些“世俗文化”不感兴趣，也苦于到这些场面应酬，殊不知很多生意就是在吃吃喝喝间谈成的。我们需要转变观念，慢慢适应中国的国情，把这些应酬当成一种如鱼得水的享受。只有入乡随俗，才能一步步把生意做活。
新加坡人之中，尤其是受英文教育者，多以为自己会英文，到中国经商在不经意间可能显出高人一等的样子。谦虚是成功的通行证，也是华人的传统美德，万万不能丢失。尤其是到了标榜“礼仪之邦”的中国，就更加要虚怀若谷，成功的大企业家，像陈嘉庚、李光前、李嘉诚、郭鹤年等，无一不是谦谦君子。
常言道：亡羊补牢，未为晚也。现在开始补救还来得及，到中国经商若再不学华语，再不去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那么吃亏的将是自己。
·作者为南洋理工大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报业集团华文报咨询团成员、新加坡国立大学管理学院顾问
代沟
年轻人对垒成人世界 伍德扬 2007-03-24
请允许我这个年轻人先在这里发些不成熟的牢骚。
唉！那些大人又来管我们了，说我们不懂环境卫生、环保意识薄弱，总之是说我们又怎样不好了。他们大人就是这样，一个个以为自己是圣人，可以有事没事到处管东管西。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行。
哎呀，我们做什么东西，他们都看不顺眼的啦！那些大人整天要我们完全听他们的话。他们的话又不是每次都对，为什么要听？比如为什么男生的刘海不能碰到眉毛，发尾不能碰到衣领；发型的两侧和后面一定要剃短？学校说前者形象邋遢，不专业，给人留下坏印象。他们真是没见过世面。现在时代不同了，世界各国的商业区可以看到很多发型时髦的专业人士。那些男的很多发尾都没剃短，而且还染了超酷的颜色，又没人觉得他们形象有问题。专业不是老土，追赶潮流无罪，OK？
那些大人说话时常就是这样自相矛盾，一方面鼓励我们年轻人发挥创意，另一方面却不让我们表现自我，强迫我们得跟其他人一样。现在他们肯定会向我们唠叨“不要乱丢垃圾”，我们偏偏就是不听。如果这次又乖乖听大人的话，就是向他们示弱，让他们以为我们能随意被摆布。我们也是人，也有自己的想法，那些自以为是的大人懂不懂这个简单道理？我们需要自由！
成熟读者无疑皆视上述牢骚为荒谬之言。爱护环境与个人自由是两件不同的事，不可混为一谈。但是，在一部分年轻人眼里，他们把现实简化地构造成两个敌对的世界。成人世界占着物质优势，竭尽所能去控制、支配、束缚甚至奴役年轻人的世界。为了自保，年轻人必须抗拒任何来自成人世界的影响，因为这些影响，不论学校发型的规定或环保意识的推广，都肯定不利于自己。这个现象有个较为熟悉的称法：青少年叛逆期。
小弟我尴尬地徘徊于这两个世界交接的边界。我刚踏入职场，从同事、工作环境中体会到成人对待青少年很多时候出于一份关爱。但是，我离年少岁月不远，也很能了解青少年往往看不到成人背后的爱，而是眼前诸多看似不合时宜、理由欠缺的限制。
我们社会太注重“共性”
也许，我们的社会太注重“共性”，凡事得符合标准，反对之声被视为洪水猛兽。“个性”是危险的，因为整体会因而变得不整齐，缺乏效率，甚至开始分裂、失控。这里负责任的成人视帮助青少年适应社会为己任，精心为下一代设下条条框框。所以，台湾的学生可以染头发，理各种稀奇古怪的发型，以突显自身独特风格；但新加坡的学生不能，因为担心他们学坏。
曾经读过鲧禹治水的故事。鲧耗费心血，水流到哪里就堵到哪里，最终失败。要培养年轻人的公德心及对环保的重视，又要确保他们的个别外型特征这类芝麻绿豆之琐事满足团体领导人的审美要求，犹如愚公移山。倒不如学学大禹，该堵的堵，该泄的泄。
真的，时代不一样了。成人不能既希望年轻人发挥创意顺应新经济需求，又同时剥夺他们施展个性的空间。道德操守必须坚持，但爱美乃人之天性，让年轻人大玩头发无妨。当年轻人不再处于窒息的氛围内对垒成人世界，他们可能将比较愿意配合，捡起地上的垃圾。
很抱歉，这篇文章扯远了，写得有一点儿不切题。就把我当成那类强词夺理的年轻人吧。跟我讲道理，却风马牛不相及。
·作者是教育工作者
请允许我这个年轻人先在这里发些不成熟的牢骚。
唉！那些大人又来管我们了，说我们不懂环境卫生、环保意识薄弱，总之是说我们又怎样不好了。他们大人就是这样，一个个以为自己是圣人，可以有事没事到处管东管西。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行。
哎呀，我们做什么东西，他们都看不顺眼的啦！那些大人整天要我们完全听他们的话。他们的话又不是每次都对，为什么要听？比如为什么男生的刘海不能碰到眉毛，发尾不能碰到衣领；发型的两侧和后面一定要剃短？学校说前者形象邋遢，不专业，给人留下坏印象。他们真是没见过世面。现在时代不同了，世界各国的商业区可以看到很多发型时髦的专业人士。那些男的很多发尾都没剃短，而且还染了超酷的颜色，又没人觉得他们形象有问题。专业不是老土，追赶潮流无罪，OK？
那些大人说话时常就是这样自相矛盾，一方面鼓励我们年轻人发挥创意，另一方面却不让我们表现自我，强迫我们得跟其他人一样。现在他们肯定会向我们唠叨“不要乱丢垃圾”，我们偏偏就是不听。如果这次又乖乖听大人的话，就是向他们示弱，让他们以为我们能随意被摆布。我们也是人，也有自己的想法，那些自以为是的大人懂不懂这个简单道理？我们需要自由！
成熟读者无疑皆视上述牢骚为荒谬之言。爱护环境与个人自由是两件不同的事，不可混为一谈。但是，在一部分年轻人眼里，他们把现实简化地构造成两个敌对的世界。成人世界占着物质优势，竭尽所能去控制、支配、束缚甚至奴役年轻人的世界。为了自保，年轻人必须抗拒任何来自成人世界的影响，因为这些影响，不论学校发型的规定或环保意识的推广，都肯定不利于自己。这个现象有个较为熟悉的称法：青少年叛逆期。
小弟我尴尬地徘徊于这两个世界交接的边界。我刚踏入职场，从同事、工作环境中体会到成人对待青少年很多时候出于一份关爱。但是，我离年少岁月不远，也很能了解青少年往往看不到成人背后的爱，而是眼前诸多看似不合时宜、理由欠缺的限制。
我们社会太注重“共性”
也许，我们的社会太注重“共性”，凡事得符合标准，反对之声被视为洪水猛兽。“个性”是危险的，因为整体会因而变得不整齐，缺乏效率，甚至开始分裂、失控。这里负责任的成人视帮助青少年适应社会为己任，精心为下一代设下条条框框。所以，台湾的学生可以染头发，理各种稀奇古怪的发型，以突显自身独特风格；但新加坡的学生不能，因为担心他们学坏。
曾经读过鲧禹治水的故事。鲧耗费心血，水流到哪里就堵到哪里，最终失败。要培养年轻人的公德心及对环保的重视，又要确保他们的个别外型特征这类芝麻绿豆之琐事满足团体领导人的审美要求，犹如愚公移山。倒不如学学大禹，该堵的堵，该泄的泄。
真的，时代不一样了。成人不能既希望年轻人发挥创意顺应新经济需求，又同时剥夺他们施展个性的空间。道德操守必须坚持，但爱美乃人之天性，让年轻人大玩头发无妨。当年轻人不再处于窒息的氛围内对垒成人世界，他们可能将比较愿意配合，捡起地上的垃圾。
很抱歉，这篇文章扯远了，写得有一点儿不切题。就把我当成那类强词夺理的年轻人吧。跟我讲道理，却风马牛不相及。
·作者是教育工作者
愿景：世界级都会
心房开门！心房开门！ 周锐鹏 2007-03-03
要新加坡以巴黎、伦敦、纽约做榜样，结合这三个国际大城市“最好的一面”，把新加坡发展为世界级的独特大城市？我压不住涌到胸口的喜悦！不，我并不知道“独特大城市”建设成之后会是个什么好样子，但是，我绝对期待“最好的一面”。
以巴黎、伦敦、纽约这样恢弘厚实的政治、文化、经济大都为模，是取法乎上，实在太叫人憧憬！新加坡已经拿了太多“世界第一”，但还缺人家“最好的一面”——这是我们至今所能得到的最宝贵提点。
奇怪的是，社会上似乎没激起太大波澜。我不禁怀疑，我们所在的社会真知道自己缺了什么吗？或者，我们知道须改变的是什么吗？如果要改变，我们做好准备了么？
仅仅是有滨海大道、露天餐饮，游艇川行于新加坡河及加冷河，欣赏河岸上设计优雅的高楼大厦，欢度丰富多采的夜生活？那就未必要以慵懒的巴黎、昂贵的伦敦、混杂的纽约为榜样，世界上建设得更幽美舒适又安全富裕的新城市还多得很。但是，政府遍考世界名城之后，把巴黎、伦敦、纽约列在榜首，当然是因为它们的那一点点小瑕掩不了大瑜。尽管归纳成简单一句话，巴黎是“全球最优美的城市”，伦敦是“最国际化的城市”，纽约是“世界的商业中心”，但可别忽略了李光耀资政赞赏巴黎“19世纪建筑物都非常典雅漂亮……林荫大道充满生气，人们生活悠闲”，也别漏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在伦敦工作”，即使是那个充满铜臭、历史短浅的纽约，“也是一个伟大的文化与艺术都市……”。没错，三大城市令人着迷的是在富裕与现代化的同时展现深厚又多姿多彩的历史文化底蕴。
建城2000余年的巴黎有世界最古老大学之一的巴黎大学，大到必须分拆成13所；巴黎歌剧院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歌剧院；博物馆、名胜古迹比比皆是。
建城近2000年的伦敦，光环更耀眼，它是工业革命的源头，更是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发祥地；它有五个专业的交响乐团，还有举世闻名的皇家大剧院、皇家舞蹈、音乐、艺术等世界名校；设了60多个学院的伦敦大学，是英国三分之一的医生的母校。
这样的城市，足以把我们震慑得目瞪口呆，怎么学？
“最好的一面”究竟在哪？
幸好并非必须有数千年历史的古都才能有这身辉煌，那个不过300多年历史的纽约便是一个跟我们一样的前殖民地，出身没比我们好多少，没有理由我们学不来。
然而，它们最珍贵的特点、最迷人的魅力、“最好的一面”究竟在哪里？
纽约这个美国的经济首都不仅仅是金融与经济中心、联合国总部所在地，还是西半球一个文化重镇——遮蔽了天空的摩天大楼没剥夺掉它作为美国文化、艺术、音乐和出版中心的地位。它更是一个容纳世界移民的大杂烩，少了这份混杂，就成不了纽约。
巴黎是法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却更是法国文化、教育的中心——世界“艺术之都”并非仅仅是艺术家们聚聚的地方。
伦敦这个容纳着数百家银行的资本主义发源地，有个仍在受人凭吊的马克思墓；还有一长串或生于斯或长于斯或长埋于斯、几百年来影响着世界的文学家、科学家、哲学家名字，都是它永远的名片。
这样一排比，我们或许应该知道人家为什么那么好了。我们该学巴黎、伦敦、纽约那种在每个角落都有像河水不停流淌的文化陶冶；我们该学它们都容纳着来自世界各个角落不同背景的人才；我们该学它们那种兼容并蓄、花开并蒂的人文教育……是的，太不容易了，尤其是那种不让土壤、不择细流的大度，如果我们真要吸取它们“最好的一面”，那就得赶快从打开心房做起，用“心”去学，而不只是用眼睛和耳朵，更不是但求一饱口舌之欲。
要学它们，我们就不能再为移民孩子夺去了奖而忿忿不满；我们不能再强迫孩子必须好好考试升学而不准他们浸淫在文学艺术体育里；我们不能再认定医生、律师、会计师就高人一等，从事文字、艺术、服务工作就矮人一截；我们不能再认为任何一样东西没有立即的经济价值就等于没有价值；我们得不断欢迎别人来丰富、增添，甚至来改造；在我们像巴黎、伦敦、纽约一样美好之前，避免只要求别人来“认同”……
想想，我们的心腾出这一大片新的空间了吗？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又热又挤的世界级都会？ 李慧敏 2007-03-03
内阁资政李光耀日前在提出新加坡的未来发展时，指出新加坡将利用热带城市的特点，并结合巴黎、伦敦和纽约等优秀城市最好的一面，把新加坡发展为世界级的独特大城市。
香港《南华早报》3月2日刊登了一篇评论，指出李资政的这一宏愿只是局限于钢骨水泥建设，加之一点绿意点缀，以及经济增长的数据，但新加坡仍缺乏足以让它成为世界级城市条件。
作者说，在伦敦，没有人因批评政府而坐牢；在巴黎，没有人会被告知该看或者不该看哪些刊物；而在纽约，你不可能告诉任何人他们不能在街角批评政府。
当然，这位作者的言论又是持着批评新加坡没有“言论自由”的老掉牙西方观点，而这些观点断不是我们领导人所认同的。
可是李资政所举的三个城市恰恰都是西方城市。这些城市的功臣在思维上是西方的，作为“东方”国家（10年前吴作栋资政把新加坡定位为此，并对西方的目无尊长等观念进行抨击），我们是否乐意接受“没大没小”、颠覆传统的“负面”的西方思潮？伦敦、巴黎和纽约如果没有了这些“负面”、“坏”的一面，是否仍是伦敦、巴黎、纽约？
在19世纪，中国面对西方列强而感到自身受到威胁，因此展开了洋务运动，提倡“中体西用”，希望赶上西方国家，但其结果却不尽如人意。那时一些有识之士就批评这种东施效颦的做法，指出虽然中国在设施方面效仿了西方国家，但是思维模式仍旧是封建的。
城市因创意而伟大
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大城市的特点之一就是有庞大的人口。持这种观点的人指出，香港之所以显得很有活力是因为人口多，因为人口多了，所以活动也丰富。为了保持新加坡的竞争力实现成为大都会的宏愿，政府也计划将本地人口增至650万。
记得在1999年，国家发展部长的马宝山已提到要将新加坡人口增加到500万。不到10年，我们距离500万的目标已不远了，这时我们却要将人口继续增加。人口到底要增加到多少才足以让我们保持竞争力？而在大量增加人口的时候，我们的社会会付出什么代价？
再举与新加坡的历史以及发展情况略微相似的香港为例。香港面积比新加坡大，人口有700万，可是香港的住房小、租金贵。在一篇题为《财富冠全球，住房低水平》的文章中，作者说：“香港人徒有资产冠全球之名，但说到生活质量指数里最重要的因素——住房，可能还是‘第三世界'水平：窄小、挤逼、缺乏私人空间。高收入，低享受，这的确是香港人无可奈何的悲哀。”香港的富人已如此，底下阶层的人民更何以堪？
此外，香港人口老化问题也不比新加坡来得轻，虽然外来人口大量增加，但香港人的生育率下降仍旧是没有解决的老问题。
虽然大城市的确有众多人口作为基础，但我不敢确定人口多就能带动一个城市的活力。我更相信有活力的城市是一个容许人们表现活力的地方。
在全球化的今天，各个城市都在寻找生存空间，大家已不单单以税务减免作为吸引，而是尽量发挥自己的独特性。
去年在台湾《远见》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题为《城市因创意而伟大》，文章指出：“‘硬建设’已经过去，‘软实力’才有未来……城市不论大小，只要有创意实力，自然能凝聚最大的竞争力。”
其实增加人口、建造各种设施、在城市景观上改头换面，都是“硬建设”的做法，但是在“软实力”上下功夫，则是更高难度的工作，也是我们应该着重的地方。
此外，如果人口真的膨胀，当各种背景的人口集合在这个“像伦敦、巴黎、纽约”的方寸土地上时，我们是要继续强调一致性，还是改变目前的思维模式，接受包容不同于己的异类声音？如果是前者，我们样子改变了以外，实质内涵看来不会有变化。如果是后者，我们，包括人民和官方，都做好心理准备了吗？
（作者在香港从事新闻工作）
我们的硬道理 李永乐 2007-03-03
李光耀资政描绘了新加坡的愿景：优美浪漫如巴黎、人才荟萃似伦敦、商业与艺术辉映像纽约。哇塞超酷，如此胜景，凭想象都能陶醉。
说来惭愧，欧美这三大世界级城市，我也只去过雾都伦敦，花都巴黎和人文博物馆纽约，至今无缘一亲芳泽。还好再过十来年，足不出国也能一鱼三吃，尽享三大名城万种风情。
资政高瞻远瞩，读万卷书走万里路，他老人家选择新春晚宴，在选区父老乡亲面前，描绘岛国未来美景，当然不会只是春节的吉祥话，而是勾勒确实的发展大方向。
听闻壮观愿景，兴奋不已的同时，大家的疑问不外三点：我们做不做得到？怎样做？为什么要那样做？
了解“新加坡性格”的人有理由相信，新加坡政治领导说这番话，绝对不会只是“讲爽爽”，新加坡的鸿图大展，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系列的规划与措施早就出台，有序开展并取得阶段性成果。对“做不做得到”，心生疑虑的人，应该不会太多。
李资政是在轻松的春节晚宴说话，不是在严肃国会议事殿堂演讲，因此表面上“说来容易”，背后却是任重而道远，没有足够的智慧、勇气、资金、胆识，加上全民的努力，愿景很可能永远只是愿景，可望而不可及，这就牵涉到“怎样做”的层面。
尽管语多“新春祝福”，资政当晚还是轻描淡写点了题：必须确保国家经济持续增长，人民收入相应提高，否则社会和其他问题日益加剧，国家就会不进则退走下坡路。
资政透露公用事业局、市区重建局和国家公园局已经联手规划，这只触及硬件部分，属资金和技术的投入，整体目标的实现当然远不止于此，软件的配合、心件的润饰，都是组建系统工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零部件。
国家利益是发展的根本
更多人关心的也许是，新加坡何以得那样做？小国寡民的我们，是否非得样样争第一，以致招来嫉妒的眼光不可？在我看来却是国家的宿命。
新加坡的国家建设道路，从来都不平坦，就像一叶轻舟，总在两岸猿声啼不住之中，划过一山又一山，沿途不但得小心激流与险滩，还要提防暗礁和鳄鱼的突然出现。
关键不在于以哪些城市为目标，而是“我们必须紧扣全球化的脉搏，走世界级发展道路”，这是新加坡生存的硬道理。
自然界的规律告诉我们，没有锐利的牙齿和强壮体格，就必须跑得比别人快，受到别的高大植物包围，你就得出人头地杀出重围，才能呼吸空气和接触阳光。所以，在弱肉强食的国际政治环境，低头哈腰无法保证生存，即便地广人多的大国，一样得提升综合实力，作为和平发展的有力后盾，小国之路就更不在话下。因此，新加坡得一向与大国维持平衡友好关系。
国家利益是一切发展的根本，首要任务则是确保生存，新加坡打从建国之初，就深刻明了这一点，我们从原本的一无所有，到今天几乎什么都有，就是先把自己“全球化”，吸引外来投资和人才，到了累积足够的力量后，再跨步走出去，进出自如平衡走路。
新加坡外交部第二常任秘书比拉哈里，在《小红点：新加坡外交人员的思考》一书中，说得更加的透彻：
“我们很清楚新加坡是个小国。我们也不是刻意要活跃于国际舞台上。我们的基本目标很简单——求存，并为人民谋求更好的生活。在国际关系里，一个国家如果连生存都成问题，其他的就免谈了。
作为东南亚的一个蕞尔小国，我们要生存和发展，就不能只是个普通的国家，我们必须与众不同。要不然，为什么人们不同大国而要同我们打交道？”
把自身的利益，分别投放在海内外不同的篮子里，而自己的篮子，则装满许许多多别人的利益，小国度包含大世界，这就是新加坡的现实，我们的硬道理。
至于是伦敦巴黎和纽约，或者东京首尔及上海都无所谓，外观可以诸多变化，内涵总得保留南洋性格，我想老外不会专程来这里欣赏欧风美雨，南洋的榴梿、新加坡的罗杂和叻沙，其实也是魅力无法挡。
·作者是《联合早报》新闻编辑
要新加坡以巴黎、伦敦、纽约做榜样，结合这三个国际大城市“最好的一面”，把新加坡发展为世界级的独特大城市？我压不住涌到胸口的喜悦！不，我并不知道“独特大城市”建设成之后会是个什么好样子，但是，我绝对期待“最好的一面”。
以巴黎、伦敦、纽约这样恢弘厚实的政治、文化、经济大都为模，是取法乎上，实在太叫人憧憬！新加坡已经拿了太多“世界第一”，但还缺人家“最好的一面”——这是我们至今所能得到的最宝贵提点。
奇怪的是，社会上似乎没激起太大波澜。我不禁怀疑，我们所在的社会真知道自己缺了什么吗？或者，我们知道须改变的是什么吗？如果要改变，我们做好准备了么？
仅仅是有滨海大道、露天餐饮，游艇川行于新加坡河及加冷河，欣赏河岸上设计优雅的高楼大厦，欢度丰富多采的夜生活？那就未必要以慵懒的巴黎、昂贵的伦敦、混杂的纽约为榜样，世界上建设得更幽美舒适又安全富裕的新城市还多得很。但是，政府遍考世界名城之后，把巴黎、伦敦、纽约列在榜首，当然是因为它们的那一点点小瑕掩不了大瑜。尽管归纳成简单一句话，巴黎是“全球最优美的城市”，伦敦是“最国际化的城市”，纽约是“世界的商业中心”，但可别忽略了李光耀资政赞赏巴黎“19世纪建筑物都非常典雅漂亮……林荫大道充满生气，人们生活悠闲”，也别漏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在伦敦工作”，即使是那个充满铜臭、历史短浅的纽约，“也是一个伟大的文化与艺术都市……”。没错，三大城市令人着迷的是在富裕与现代化的同时展现深厚又多姿多彩的历史文化底蕴。
建城2000余年的巴黎有世界最古老大学之一的巴黎大学，大到必须分拆成13所；巴黎歌剧院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歌剧院；博物馆、名胜古迹比比皆是。
建城近2000年的伦敦，光环更耀眼，它是工业革命的源头，更是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发祥地；它有五个专业的交响乐团，还有举世闻名的皇家大剧院、皇家舞蹈、音乐、艺术等世界名校；设了60多个学院的伦敦大学，是英国三分之一的医生的母校。
这样的城市，足以把我们震慑得目瞪口呆，怎么学？
“最好的一面”究竟在哪？
幸好并非必须有数千年历史的古都才能有这身辉煌，那个不过300多年历史的纽约便是一个跟我们一样的前殖民地，出身没比我们好多少，没有理由我们学不来。
然而，它们最珍贵的特点、最迷人的魅力、“最好的一面”究竟在哪里？
纽约这个美国的经济首都不仅仅是金融与经济中心、联合国总部所在地，还是西半球一个文化重镇——遮蔽了天空的摩天大楼没剥夺掉它作为美国文化、艺术、音乐和出版中心的地位。它更是一个容纳世界移民的大杂烩，少了这份混杂，就成不了纽约。
巴黎是法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却更是法国文化、教育的中心——世界“艺术之都”并非仅仅是艺术家们聚聚的地方。
伦敦这个容纳着数百家银行的资本主义发源地，有个仍在受人凭吊的马克思墓；还有一长串或生于斯或长于斯或长埋于斯、几百年来影响着世界的文学家、科学家、哲学家名字，都是它永远的名片。
这样一排比，我们或许应该知道人家为什么那么好了。我们该学巴黎、伦敦、纽约那种在每个角落都有像河水不停流淌的文化陶冶；我们该学它们都容纳着来自世界各个角落不同背景的人才；我们该学它们那种兼容并蓄、花开并蒂的人文教育……是的，太不容易了，尤其是那种不让土壤、不择细流的大度，如果我们真要吸取它们“最好的一面”，那就得赶快从打开心房做起，用“心”去学，而不只是用眼睛和耳朵，更不是但求一饱口舌之欲。
要学它们，我们就不能再为移民孩子夺去了奖而忿忿不满；我们不能再强迫孩子必须好好考试升学而不准他们浸淫在文学艺术体育里；我们不能再认定医生、律师、会计师就高人一等，从事文字、艺术、服务工作就矮人一截；我们不能再认为任何一样东西没有立即的经济价值就等于没有价值；我们得不断欢迎别人来丰富、增添，甚至来改造；在我们像巴黎、伦敦、纽约一样美好之前，避免只要求别人来“认同”……
想想，我们的心腾出这一大片新的空间了吗？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又热又挤的世界级都会？ 李慧敏 2007-03-03
内阁资政李光耀日前在提出新加坡的未来发展时，指出新加坡将利用热带城市的特点，并结合巴黎、伦敦和纽约等优秀城市最好的一面，把新加坡发展为世界级的独特大城市。
香港《南华早报》3月2日刊登了一篇评论，指出李资政的这一宏愿只是局限于钢骨水泥建设，加之一点绿意点缀，以及经济增长的数据，但新加坡仍缺乏足以让它成为世界级城市条件。
作者说，在伦敦，没有人因批评政府而坐牢；在巴黎，没有人会被告知该看或者不该看哪些刊物；而在纽约，你不可能告诉任何人他们不能在街角批评政府。
当然，这位作者的言论又是持着批评新加坡没有“言论自由”的老掉牙西方观点，而这些观点断不是我们领导人所认同的。
可是李资政所举的三个城市恰恰都是西方城市。这些城市的功臣在思维上是西方的，作为“东方”国家（10年前吴作栋资政把新加坡定位为此，并对西方的目无尊长等观念进行抨击），我们是否乐意接受“没大没小”、颠覆传统的“负面”的西方思潮？伦敦、巴黎和纽约如果没有了这些“负面”、“坏”的一面，是否仍是伦敦、巴黎、纽约？
在19世纪，中国面对西方列强而感到自身受到威胁，因此展开了洋务运动，提倡“中体西用”，希望赶上西方国家，但其结果却不尽如人意。那时一些有识之士就批评这种东施效颦的做法，指出虽然中国在设施方面效仿了西方国家，但是思维模式仍旧是封建的。
城市因创意而伟大
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大城市的特点之一就是有庞大的人口。持这种观点的人指出，香港之所以显得很有活力是因为人口多，因为人口多了，所以活动也丰富。为了保持新加坡的竞争力实现成为大都会的宏愿，政府也计划将本地人口增至650万。
记得在1999年，国家发展部长的马宝山已提到要将新加坡人口增加到500万。不到10年，我们距离500万的目标已不远了，这时我们却要将人口继续增加。人口到底要增加到多少才足以让我们保持竞争力？而在大量增加人口的时候，我们的社会会付出什么代价？
再举与新加坡的历史以及发展情况略微相似的香港为例。香港面积比新加坡大，人口有700万，可是香港的住房小、租金贵。在一篇题为《财富冠全球，住房低水平》的文章中，作者说：“香港人徒有资产冠全球之名，但说到生活质量指数里最重要的因素——住房，可能还是‘第三世界'水平：窄小、挤逼、缺乏私人空间。高收入，低享受，这的确是香港人无可奈何的悲哀。”香港的富人已如此，底下阶层的人民更何以堪？
此外，香港人口老化问题也不比新加坡来得轻，虽然外来人口大量增加，但香港人的生育率下降仍旧是没有解决的老问题。
虽然大城市的确有众多人口作为基础，但我不敢确定人口多就能带动一个城市的活力。我更相信有活力的城市是一个容许人们表现活力的地方。
在全球化的今天，各个城市都在寻找生存空间，大家已不单单以税务减免作为吸引，而是尽量发挥自己的独特性。
去年在台湾《远见》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题为《城市因创意而伟大》，文章指出：“‘硬建设’已经过去，‘软实力’才有未来……城市不论大小，只要有创意实力，自然能凝聚最大的竞争力。”
其实增加人口、建造各种设施、在城市景观上改头换面，都是“硬建设”的做法，但是在“软实力”上下功夫，则是更高难度的工作，也是我们应该着重的地方。
此外，如果人口真的膨胀，当各种背景的人口集合在这个“像伦敦、巴黎、纽约”的方寸土地上时，我们是要继续强调一致性，还是改变目前的思维模式，接受包容不同于己的异类声音？如果是前者，我们样子改变了以外，实质内涵看来不会有变化。如果是后者，我们，包括人民和官方，都做好心理准备了吗？
（作者在香港从事新闻工作）
我们的硬道理 李永乐 2007-03-03
李光耀资政描绘了新加坡的愿景：优美浪漫如巴黎、人才荟萃似伦敦、商业与艺术辉映像纽约。哇塞超酷，如此胜景，凭想象都能陶醉。
说来惭愧，欧美这三大世界级城市，我也只去过雾都伦敦，花都巴黎和人文博物馆纽约，至今无缘一亲芳泽。还好再过十来年，足不出国也能一鱼三吃，尽享三大名城万种风情。
资政高瞻远瞩，读万卷书走万里路，他老人家选择新春晚宴，在选区父老乡亲面前，描绘岛国未来美景，当然不会只是春节的吉祥话，而是勾勒确实的发展大方向。
听闻壮观愿景，兴奋不已的同时，大家的疑问不外三点：我们做不做得到？怎样做？为什么要那样做？
了解“新加坡性格”的人有理由相信，新加坡政治领导说这番话，绝对不会只是“讲爽爽”，新加坡的鸿图大展，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系列的规划与措施早就出台，有序开展并取得阶段性成果。对“做不做得到”，心生疑虑的人，应该不会太多。
李资政是在轻松的春节晚宴说话，不是在严肃国会议事殿堂演讲，因此表面上“说来容易”，背后却是任重而道远，没有足够的智慧、勇气、资金、胆识，加上全民的努力，愿景很可能永远只是愿景，可望而不可及，这就牵涉到“怎样做”的层面。
尽管语多“新春祝福”，资政当晚还是轻描淡写点了题：必须确保国家经济持续增长，人民收入相应提高，否则社会和其他问题日益加剧，国家就会不进则退走下坡路。
资政透露公用事业局、市区重建局和国家公园局已经联手规划，这只触及硬件部分，属资金和技术的投入，整体目标的实现当然远不止于此，软件的配合、心件的润饰，都是组建系统工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零部件。
国家利益是发展的根本
更多人关心的也许是，新加坡何以得那样做？小国寡民的我们，是否非得样样争第一，以致招来嫉妒的眼光不可？在我看来却是国家的宿命。
新加坡的国家建设道路，从来都不平坦，就像一叶轻舟，总在两岸猿声啼不住之中，划过一山又一山，沿途不但得小心激流与险滩，还要提防暗礁和鳄鱼的突然出现。
关键不在于以哪些城市为目标，而是“我们必须紧扣全球化的脉搏，走世界级发展道路”，这是新加坡生存的硬道理。
自然界的规律告诉我们，没有锐利的牙齿和强壮体格，就必须跑得比别人快，受到别的高大植物包围，你就得出人头地杀出重围，才能呼吸空气和接触阳光。所以，在弱肉强食的国际政治环境，低头哈腰无法保证生存，即便地广人多的大国，一样得提升综合实力，作为和平发展的有力后盾，小国之路就更不在话下。因此，新加坡得一向与大国维持平衡友好关系。
国家利益是一切发展的根本，首要任务则是确保生存，新加坡打从建国之初，就深刻明了这一点，我们从原本的一无所有，到今天几乎什么都有，就是先把自己“全球化”，吸引外来投资和人才，到了累积足够的力量后，再跨步走出去，进出自如平衡走路。
新加坡外交部第二常任秘书比拉哈里，在《小红点：新加坡外交人员的思考》一书中，说得更加的透彻：
“我们很清楚新加坡是个小国。我们也不是刻意要活跃于国际舞台上。我们的基本目标很简单——求存，并为人民谋求更好的生活。在国际关系里，一个国家如果连生存都成问题，其他的就免谈了。
作为东南亚的一个蕞尔小国，我们要生存和发展，就不能只是个普通的国家，我们必须与众不同。要不然，为什么人们不同大国而要同我们打交道？”
把自身的利益，分别投放在海内外不同的篮子里，而自己的篮子，则装满许许多多别人的利益，小国度包含大世界，这就是新加坡的现实，我们的硬道理。
至于是伦敦巴黎和纽约，或者东京首尔及上海都无所谓，外观可以诸多变化，内涵总得保留南洋性格，我想老外不会专程来这里欣赏欧风美雨，南洋的榴梿、新加坡的罗杂和叻沙，其实也是魅力无法挡。
·作者是《联合早报》新闻编辑
文化复兴
文化，先想想如何倡兴吧！ 王丽环 2007-03-10
新加坡建国才40余年，能跻身国际经济发达国家之列，实在不易，但是，国家富了，文化不强，因此政府要在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文化与艺术，名为“文艺复兴城市计划”。如果计划实现，这将不仅使新加坡在国际上有国富文化强的形象，得到吸引更多游客与人才等等好处，也能使本国人民从中受惠，提高文化素养，丰富精神生活。国人优良的勤劳品质，若再加上文化素养，更有助于提高国家建设水平。
古今中外，没有任何强国是没有兴盛的文化的。古代的帝王，甚至养了一批宫廷画家，画作流传千古。国家有钱了，它的画家也会更出名，画价更高，投资画作者也就更多。两个同样天份的画家，一个在美国而另一个在法国，美国画家更容易被捧成国际级红星大画家，因为在背后推动与操作的美国资本家，资金比谁都雄厚。中国在经济上崛起后，也开始有大批艺术家在拍卖市场上被高价炒红。接下来将会有越来越多中国艺术家跻身国际名艺术家之列。
要“复兴”哪个时代的文艺？
经济与文化，缺一不可，否则孤掌难鸣。我国的文化发展了，方能与经济成果并驾齐驱。但是这个“文艺复兴城市计划”中“复兴”的用词却是不当的。我国从来不曾有过文化艺术的繁华盛况，要“复兴”历史上哪个时代的文艺？这个用词的背后是否隐藏了不愿坦然面对一个缺乏文化底蕴的事实？名不正则言不顺，我们不如用“倡”字取代“复”字，“倡兴文艺”会比“文艺复兴”来得贴切。
令人欣慰的是，政府这几年来颁发了不少奖学金与助学金，资助学艺术的年轻人到外国深造，而且国内私人经营的画廊也较以前多。但是，政府推展文艺计划，除了拨款，更难的是要有强化本地“品牌”的意愿，帮助更多艺术家和团体进军国际舞台。
本地不乏文化与艺术的自由工作者，这些“个体户”，以我较熟悉的画家与舞蹈家为例，他们多年来默默耕耘，大多数以教学为生。例如，画家多在业余创作。现实磨人累，意志不坚的早已放弃做画家的美梦，锲而不舍的，则有计划地增加收生，在家里，在联络所，或其他学校教学。当有了固定的学生群后，便逐步减少教学时间，腾出时间创作；作品累积到足够展览了，就参加群展或搞个展。他们没有什么公积金，除非家底好，否则都得为三餐奔波，生活刻苦节俭，也很难奢望从政府处得到什么照顾。要不然就告别纯艺术，画一些迎合有钱的外行人口味的商业画。只有很少数的艺术家能以纯艺术创作维持生计。有些艺术家则到国外深造，之后滞留他国。异国虽有良好的创作环境，言论自由，博物馆无数，艺术氛围浓，但是异族人总是多少有同族群自我保护意识，有好机会总是先留给自己人，外族人要出头，付出的努力是双倍甚至更多，而且不一定能被赏识。我们国小，收藏家也有限，如果把本国发展成国际文化城市，就会吸引海外收藏家来此寻宝。
每一个政府，都或多或少支持本国的艺术家。如果我国政府不支持我国的艺术家，那么谁来支持他们呢？政府也很有必要对本地艺术家充满信心。本地当然有辣姜。令人惋惜的是，去年在本地举行的第一届艺术双年展，参展者以外国人居多，本地艺术家似乎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难道本地的艺术家必须先在外国扬名，方可得到祖国的认可吗？难道都要像流行歌坛的孙燕姿、阿杜等人，从外国红回来？纯艺术的道路漫长，如果必须等到在外国名成利就，恐怕少小离家，老大才能回。
对于舞蹈家，困境更大。本地只有少数专业全职舞蹈团，在一些艺术学校学舞蹈，毕业后为了生计往往必须去教舞，极少有机会成为全职专业舞蹈员，在舞团里磨练。没有在舞团当至少五年专业舞者，专业学识不够，舞台经验不足，因此能教给学生的也有限。
本地一般为人父母者，是不鼓励儿女学艺术的，他们认为学艺术不但“没有用”，而且会“饿死人”。老百姓大多数很勤劳，更“安于”物质享受，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冷漠，不爱艺术也缺乏对外界事物的求知慾与好奇心，精神贫乏。但是，一个国家可以如此重物质轻文化多久？
（·作者是旅居巴黎的画家，前南洋美专毕业，留学巴黎国立高等艺术学校，巴黎第一大学西洋艺术史系硕士。）
空间不在街头 陈迎竹 2007-03-10
有趣。要认真想起来，的确满有趣。
有人听说有人想办麻将比赛，其其以为不可，投函投诉。
有人知道百科全书上收了“性后”钟爱宝的纪录，大概认为有辱“百科”的“斯文”，提出投诉。
有人看见马路上张挂了纸板做的白象，大惊失色，也快快投诉。
有人看见还没做好的街头春节装饰，竟联想起女性的亵裤，“这还得了”，当然投诉。
新加坡人的投诉史说来不短，只是没有经历过殖民地时代的人，很难了解也无法回忆却不免好奇洋人治下的民众，会怎么看待诸如此类的事件。
投诉也是一种表达，据说曾国藩擅长相人术，从声音可以判断人的性格甚至内心，甚至能看到人的骨头里去，那么一个社会常见的表达方式、内容和深度，是不是也能从中看出社会的一点端倪？比如说，因为政府在绝大多数领域都居于主导甚至强势主导的地位，在很多方面、相当程度上能够满足一般的需求，所以我们看到“衣食足而噪音除”的现象；慢慢，本来应该受关注的公共领域，也因为“政府会做”，而逐渐退出理应是公共领域主角的民众的生活；再慢慢，人们的生活重心也就只落在周边事务，甚至只对一些事物的表象特别敏感，比较转折的或者“政府会做”的东西，有“差不多”的注意就好。
如果只有社会底层存在这种现象，确实可以解释为满足于衣食足；令人不解的是社会的中间阶层或专业领域，也长期存在这种特殊的景观。于是，我们社会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政治／政府领域特别突出。当然政治也是公共领域，但是这一环节的长期突出，甚至造成对专业和基层领域的挤压效应，无疑很值得注意。
讨论始终缺位
过去很长时间，我们一直坚持街头表演者要申请准证，理由包括维持秩序、避免变相乞讨等等，甚至还反对过霓虹灯太闪烁，后来这些都可以了，大家其实更满意了。但是在控制与不控制之间，所可能或已然造成的影响、得失，专业领域的分析、讨论始终缺位。类似现象本身对一个社会最大的影响，莫过于基层民众损失了对公共事务的开放式互动学习机会，其次则是专业领域自我放弃了作为重要一环的角色，满足于自我构建的象牙塔的温馨生活，浑忘文明社会普遍认同的知识阶层该有的社会责任。
中段专业阶层的“隐藏化”，对社会其实有害无益，独立自主的专业阶层既可能作为基层的知识来源，也可以评析政府的专业工作与决策，长期来说则有利于社会整体的自我校正与提升。而中段的缺位和基层的失语，更可能导致上层对自己权力的误判，对控制或主导行为产生错误的成就感。
今日乌节的街头表演或许还谈不上蓬勃或深度，但热闹已经具备，适足证明昨日之非。其他领域没有类似现象吗？
街头的开放，何难之有？民间的活水，何曾断绝？街头与民间本来就是一体，当权力自动走开，把主导心态抛开，让自由慢慢苏醒，空间就会扩大，活力与智慧就会一起成长，看见白象和听见钟爱宝，也就不会再怕怕，露出有趣的表情了。
·作者是《联合早报》新闻编辑
野花、家花哪个香？ 吴晓媛 2007-03-10
说起新加坡街头艺术，脑海中出现的景象是乌节路上几个身上涂满银色的“雕塑”，更多是地铁站附近自弹自唱的盲人，那天看见一位戴着墨镜的女孩在拉二胡，倒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滑板公园里跳跃起落的年轻身影也是街头艺术的一种吧。
近几年政府一直鼓励发展街头艺术，街头艺术似乎不再像街头小贩一样是井然有序的市景中的不和谐音，也似乎要消除在外国游客的印象中，新加坡是一涂鸦就挨鞭的国家。连平淡无奇的乌鲁班丹大沟渠也凑热闹，以涂鸦来作永久装饰，并希望创造世界最长的沟渠涂鸦艺术图，以博一项另类的健力士世界纪录。
自从2002年举办第一届“新加坡街头艺术节”(Singapore Street Festival)，到今年3月开幕的街头艺术节已经是第六届了。街头艺术顾名思义，相对于登上大雅之堂的艺术表演来说，就如同“路边的野花”。现在政府大力倡导艺术，连“野花”也得到扶持，对于提倡“百花齐放”的艺术园地来说，不失为一件好事。也许是“家花”开得还不够盛，不够艳，先培植一些比较好养的“野花”，好过名为花园城市，却只见草、不见花的景象。再说“野花”种好了，说不定也能栽培成为“家花”。
多元性和独特性是魅力
但街头艺术节一路走来并不容易，据报章报道，曾因资源不足而险些停办。这个“资源不足”是指资金不足还是参加表演的人员不足，不得而知。看来全球气候多变，“野花”的芳香四溢也不再顺理成章。也就是说，有心要种“野花”，“野花”未必领情就开。
比较那些街头艺术兴盛、甚至成为旅游特色的城市，区别就在于艺术资源和自由创作的社会氛围是否足够。比如巴黎、纽约，他们的街头表演后面有浓郁的文化艺术气氛和场景，素质良好的艺术工作者如果要等待正式的剧院表演，也许要等到头发花白才有机会。不管有没有观众，只要有一片可以称之为舞台的空地，他们就乐意呈现表演。艺术的花园如果已经争奇斗艳，“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在路边开出另外一个春天。
除了艺术工作者的另类表演，街头艺术很大一部分还是年轻人的街头文化。从美国的HipHop街舞到日本独树一帜的原宿文化，体现了青少年对成人商业社会的疏离和叛逆，而不仅仅是鼓励青少年勇于发挥创意并展现所长就可以产生并为大众接受。
虽然现在流行的街头艺术多是受西方影响，其实历史上华人世界乃至东方的街头表演从来都不寂寞。杂耍、武术、唱小曲、民乐演奏、街戏在多少代人的生命中留下印迹。所以鼓励街头艺术的同时，注入东方的元素是必要的，多元性和独特性其实正是街头艺术的魅力所在。
街头艺术是城市活力的一种表现，也是艺术氛围的折射。如果新加坡要跻身优雅都会的行列，经济指标和城市建设是硬件，文化和艺术却是难以移植的软件。艺术气氛是一个城市难以遮掩、也是难以装饰出来的气质。现代社会习惯什么都用时间和数字定下目标，唯独文化和艺术只能例外。当一个地方具备充盈的、多样的艺术人才，配上政府合适的政策，就具备了春暖花开的气候，街头艺术自然遍地开花。
·作者是《联合早报》新闻编辑
新加坡建国才40余年，能跻身国际经济发达国家之列，实在不易，但是，国家富了，文化不强，因此政府要在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文化与艺术，名为“文艺复兴城市计划”。如果计划实现，这将不仅使新加坡在国际上有国富文化强的形象，得到吸引更多游客与人才等等好处，也能使本国人民从中受惠，提高文化素养，丰富精神生活。国人优良的勤劳品质，若再加上文化素养，更有助于提高国家建设水平。
古今中外，没有任何强国是没有兴盛的文化的。古代的帝王，甚至养了一批宫廷画家，画作流传千古。国家有钱了，它的画家也会更出名，画价更高，投资画作者也就更多。两个同样天份的画家，一个在美国而另一个在法国，美国画家更容易被捧成国际级红星大画家，因为在背后推动与操作的美国资本家，资金比谁都雄厚。中国在经济上崛起后，也开始有大批艺术家在拍卖市场上被高价炒红。接下来将会有越来越多中国艺术家跻身国际名艺术家之列。
要“复兴”哪个时代的文艺？
经济与文化，缺一不可，否则孤掌难鸣。我国的文化发展了，方能与经济成果并驾齐驱。但是这个“文艺复兴城市计划”中“复兴”的用词却是不当的。我国从来不曾有过文化艺术的繁华盛况，要“复兴”历史上哪个时代的文艺？这个用词的背后是否隐藏了不愿坦然面对一个缺乏文化底蕴的事实？名不正则言不顺，我们不如用“倡”字取代“复”字，“倡兴文艺”会比“文艺复兴”来得贴切。
令人欣慰的是，政府这几年来颁发了不少奖学金与助学金，资助学艺术的年轻人到外国深造，而且国内私人经营的画廊也较以前多。但是，政府推展文艺计划，除了拨款，更难的是要有强化本地“品牌”的意愿，帮助更多艺术家和团体进军国际舞台。
本地不乏文化与艺术的自由工作者，这些“个体户”，以我较熟悉的画家与舞蹈家为例，他们多年来默默耕耘，大多数以教学为生。例如，画家多在业余创作。现实磨人累，意志不坚的早已放弃做画家的美梦，锲而不舍的，则有计划地增加收生，在家里，在联络所，或其他学校教学。当有了固定的学生群后，便逐步减少教学时间，腾出时间创作；作品累积到足够展览了，就参加群展或搞个展。他们没有什么公积金，除非家底好，否则都得为三餐奔波，生活刻苦节俭，也很难奢望从政府处得到什么照顾。要不然就告别纯艺术，画一些迎合有钱的外行人口味的商业画。只有很少数的艺术家能以纯艺术创作维持生计。有些艺术家则到国外深造，之后滞留他国。异国虽有良好的创作环境，言论自由，博物馆无数，艺术氛围浓，但是异族人总是多少有同族群自我保护意识，有好机会总是先留给自己人，外族人要出头，付出的努力是双倍甚至更多，而且不一定能被赏识。我们国小，收藏家也有限，如果把本国发展成国际文化城市，就会吸引海外收藏家来此寻宝。
每一个政府，都或多或少支持本国的艺术家。如果我国政府不支持我国的艺术家，那么谁来支持他们呢？政府也很有必要对本地艺术家充满信心。本地当然有辣姜。令人惋惜的是，去年在本地举行的第一届艺术双年展，参展者以外国人居多，本地艺术家似乎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难道本地的艺术家必须先在外国扬名，方可得到祖国的认可吗？难道都要像流行歌坛的孙燕姿、阿杜等人，从外国红回来？纯艺术的道路漫长，如果必须等到在外国名成利就，恐怕少小离家，老大才能回。
对于舞蹈家，困境更大。本地只有少数专业全职舞蹈团，在一些艺术学校学舞蹈，毕业后为了生计往往必须去教舞，极少有机会成为全职专业舞蹈员，在舞团里磨练。没有在舞团当至少五年专业舞者，专业学识不够，舞台经验不足，因此能教给学生的也有限。
本地一般为人父母者，是不鼓励儿女学艺术的，他们认为学艺术不但“没有用”，而且会“饿死人”。老百姓大多数很勤劳，更“安于”物质享受，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冷漠，不爱艺术也缺乏对外界事物的求知慾与好奇心，精神贫乏。但是，一个国家可以如此重物质轻文化多久？
（·作者是旅居巴黎的画家，前南洋美专毕业，留学巴黎国立高等艺术学校，巴黎第一大学西洋艺术史系硕士。）
空间不在街头 陈迎竹 2007-03-10
有趣。要认真想起来，的确满有趣。
有人听说有人想办麻将比赛，其其以为不可，投函投诉。
有人知道百科全书上收了“性后”钟爱宝的纪录，大概认为有辱“百科”的“斯文”，提出投诉。
有人看见马路上张挂了纸板做的白象，大惊失色，也快快投诉。
有人看见还没做好的街头春节装饰，竟联想起女性的亵裤，“这还得了”，当然投诉。
新加坡人的投诉史说来不短，只是没有经历过殖民地时代的人，很难了解也无法回忆却不免好奇洋人治下的民众，会怎么看待诸如此类的事件。
投诉也是一种表达，据说曾国藩擅长相人术，从声音可以判断人的性格甚至内心，甚至能看到人的骨头里去，那么一个社会常见的表达方式、内容和深度，是不是也能从中看出社会的一点端倪？比如说，因为政府在绝大多数领域都居于主导甚至强势主导的地位，在很多方面、相当程度上能够满足一般的需求，所以我们看到“衣食足而噪音除”的现象；慢慢，本来应该受关注的公共领域，也因为“政府会做”，而逐渐退出理应是公共领域主角的民众的生活；再慢慢，人们的生活重心也就只落在周边事务，甚至只对一些事物的表象特别敏感，比较转折的或者“政府会做”的东西，有“差不多”的注意就好。
如果只有社会底层存在这种现象，确实可以解释为满足于衣食足；令人不解的是社会的中间阶层或专业领域，也长期存在这种特殊的景观。于是，我们社会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政治／政府领域特别突出。当然政治也是公共领域，但是这一环节的长期突出，甚至造成对专业和基层领域的挤压效应，无疑很值得注意。
讨论始终缺位
过去很长时间，我们一直坚持街头表演者要申请准证，理由包括维持秩序、避免变相乞讨等等，甚至还反对过霓虹灯太闪烁，后来这些都可以了，大家其实更满意了。但是在控制与不控制之间，所可能或已然造成的影响、得失，专业领域的分析、讨论始终缺位。类似现象本身对一个社会最大的影响，莫过于基层民众损失了对公共事务的开放式互动学习机会，其次则是专业领域自我放弃了作为重要一环的角色，满足于自我构建的象牙塔的温馨生活，浑忘文明社会普遍认同的知识阶层该有的社会责任。
中段专业阶层的“隐藏化”，对社会其实有害无益，独立自主的专业阶层既可能作为基层的知识来源，也可以评析政府的专业工作与决策，长期来说则有利于社会整体的自我校正与提升。而中段的缺位和基层的失语，更可能导致上层对自己权力的误判，对控制或主导行为产生错误的成就感。
今日乌节的街头表演或许还谈不上蓬勃或深度，但热闹已经具备，适足证明昨日之非。其他领域没有类似现象吗？
街头的开放，何难之有？民间的活水，何曾断绝？街头与民间本来就是一体，当权力自动走开，把主导心态抛开，让自由慢慢苏醒，空间就会扩大，活力与智慧就会一起成长，看见白象和听见钟爱宝，也就不会再怕怕，露出有趣的表情了。
·作者是《联合早报》新闻编辑
野花、家花哪个香？ 吴晓媛 2007-03-10
说起新加坡街头艺术，脑海中出现的景象是乌节路上几个身上涂满银色的“雕塑”，更多是地铁站附近自弹自唱的盲人，那天看见一位戴着墨镜的女孩在拉二胡，倒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滑板公园里跳跃起落的年轻身影也是街头艺术的一种吧。
近几年政府一直鼓励发展街头艺术，街头艺术似乎不再像街头小贩一样是井然有序的市景中的不和谐音，也似乎要消除在外国游客的印象中，新加坡是一涂鸦就挨鞭的国家。连平淡无奇的乌鲁班丹大沟渠也凑热闹，以涂鸦来作永久装饰，并希望创造世界最长的沟渠涂鸦艺术图，以博一项另类的健力士世界纪录。
自从2002年举办第一届“新加坡街头艺术节”(Singapore Street Festival)，到今年3月开幕的街头艺术节已经是第六届了。街头艺术顾名思义，相对于登上大雅之堂的艺术表演来说，就如同“路边的野花”。现在政府大力倡导艺术，连“野花”也得到扶持，对于提倡“百花齐放”的艺术园地来说，不失为一件好事。也许是“家花”开得还不够盛，不够艳，先培植一些比较好养的“野花”，好过名为花园城市，却只见草、不见花的景象。再说“野花”种好了，说不定也能栽培成为“家花”。
多元性和独特性是魅力
但街头艺术节一路走来并不容易，据报章报道，曾因资源不足而险些停办。这个“资源不足”是指资金不足还是参加表演的人员不足，不得而知。看来全球气候多变，“野花”的芳香四溢也不再顺理成章。也就是说，有心要种“野花”，“野花”未必领情就开。
比较那些街头艺术兴盛、甚至成为旅游特色的城市，区别就在于艺术资源和自由创作的社会氛围是否足够。比如巴黎、纽约，他们的街头表演后面有浓郁的文化艺术气氛和场景，素质良好的艺术工作者如果要等待正式的剧院表演，也许要等到头发花白才有机会。不管有没有观众，只要有一片可以称之为舞台的空地，他们就乐意呈现表演。艺术的花园如果已经争奇斗艳，“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在路边开出另外一个春天。
除了艺术工作者的另类表演，街头艺术很大一部分还是年轻人的街头文化。从美国的HipHop街舞到日本独树一帜的原宿文化，体现了青少年对成人商业社会的疏离和叛逆，而不仅仅是鼓励青少年勇于发挥创意并展现所长就可以产生并为大众接受。
虽然现在流行的街头艺术多是受西方影响，其实历史上华人世界乃至东方的街头表演从来都不寂寞。杂耍、武术、唱小曲、民乐演奏、街戏在多少代人的生命中留下印迹。所以鼓励街头艺术的同时，注入东方的元素是必要的，多元性和独特性其实正是街头艺术的魅力所在。
街头艺术是城市活力的一种表现，也是艺术氛围的折射。如果新加坡要跻身优雅都会的行列，经济指标和城市建设是硬件，文化和艺术却是难以移植的软件。艺术气氛是一个城市难以遮掩、也是难以装饰出来的气质。现代社会习惯什么都用时间和数字定下目标，唯独文化和艺术只能例外。当一个地方具备充盈的、多样的艺术人才，配上政府合适的政策，就具备了春暖花开的气候，街头艺术自然遍地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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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语文政策
加固多元社会的多语文基础 2007-03-09
教育部长尚达曼前天在国会宣布，未来5年内，全国小学和三分之二的中学都能为学生提供华语或马来语会话课程，让学生从小接触异族同学的母语，以促进沟通。此外，从明年起，教育部也将增设印尼文和阿拉伯文为第三语文，使中学生可选修的外文从5种（华文特别课程、马来文特别课程、日文、法文、德文）增加到7种。这个政策可说是对我们社会固有的多语文资产给予更大的重视和保护，相信将极有利于加固这个多元社会的多语文基础，从而对融洽族群之间或文化之间的关系，乃至促进我国与邻国之间的经贸往来、民间外交，都有莫大裨益。最近国会议员李美花在议会殿堂上的“三声道”发言再加一句方言谚语，便是一次效果传神、备受舆论欣赏的实践。
近年，或许由于英文的绝对强势，一些国人不知固有的多语文基础对这个国家有多重要，也或许由于久入芝兰之室而不闻其香，一切习以为常，不予重视，然而，从外国来看新加坡，才知道这种多语文能力其实是非常宝贵的资产。政治与经济风险咨询公司最新的调查报告便指出，新加坡在英文和华文的双语教学方面作出重大投资，使人民掌握双语甚至三语，因而具有过人的竞争优势。因此，教育部如今要扩大中小学生的多语文能力，家长与社会应该好好珍惜、积极支持，而不能视为学生的负担。
然而，必须坦率承认，我国的多语文基础已经在快速窄化。以华族来说，年轻一辈仅仅由于学校的第二语文教育而在英语文之外兼通华语文，但是，对于马来语和华族方言，就都几乎一窍不通了。与很多人的祖父母辈那种在多种语言间自如转换轨道的能力比较起来，如今的情况是令人遗憾的。固然，以前的所谓语文能力主要还是停留在商场、菜市场等公众场所的普通会话，但是，异族之间倘若不是彼此能够以对方的语言嘘寒问暖，又怎能说是水乳交融？因此，这样的能力事实上是社会的有机体。而语文能力的培养，重要的是环境。从学校到社会，语文多元，则人们的语文能力也多元。过去，学校教育尚未如今天之普及，人民平均受教育程度也远没有今天高，但是，华语、英语、马来语、淡米尔语以及福建、广东等各种方言，很多人能自如使用其中的两三种甚至四五种，戏称具有“三声道”甚至“四声道”、“五声道”，之所以如此，关键便在环境。因此，乘这种有利的环境条件还未完全消失，在学校里赶快继承丰富的语文资产，稳住多语文基础，绝对是明智之举。
可是，鼓励国人掌握多种语言的口语能力，并不等于说英文之外的母语教育只是要求培养口语会话能力那么肤浅。口语能力是生活上一种基本能力，方便沟通，让不同族群的相处感觉亲切，而母语教育则是民族文化的传承，不仅是语，而且是文，不单要能说，而且要能阅读甚至书写。即是说，母语教育是要尽量让更多国人对母族文化有深刻认识，否则，岂谈得上什么民族文化的认同与继承？因此，学生们的语言能力多元，绝不表示母语能力停留在粗浅水平即可。不过，两种要求，层次不同，事实上却有互相增强的作用。语文是越学越灵巧，如果我们的祖父母辈在没接受多少正规教育的情况下尚且能够掌握多声道能力，则新一代国人也就没有理由不能以英文、母文阅读书写之外，又能以友族语言社交谈话。这些能力都是资产，我们当然不必嫌弃资产太多。
教育部长尚达曼前天在国会宣布，未来5年内，全国小学和三分之二的中学都能为学生提供华语或马来语会话课程，让学生从小接触异族同学的母语，以促进沟通。此外，从明年起，教育部也将增设印尼文和阿拉伯文为第三语文，使中学生可选修的外文从5种（华文特别课程、马来文特别课程、日文、法文、德文）增加到7种。这个政策可说是对我们社会固有的多语文资产给予更大的重视和保护，相信将极有利于加固这个多元社会的多语文基础，从而对融洽族群之间或文化之间的关系，乃至促进我国与邻国之间的经贸往来、民间外交，都有莫大裨益。最近国会议员李美花在议会殿堂上的“三声道”发言再加一句方言谚语，便是一次效果传神、备受舆论欣赏的实践。
近年，或许由于英文的绝对强势，一些国人不知固有的多语文基础对这个国家有多重要，也或许由于久入芝兰之室而不闻其香，一切习以为常，不予重视，然而，从外国来看新加坡，才知道这种多语文能力其实是非常宝贵的资产。政治与经济风险咨询公司最新的调查报告便指出，新加坡在英文和华文的双语教学方面作出重大投资，使人民掌握双语甚至三语，因而具有过人的竞争优势。因此，教育部如今要扩大中小学生的多语文能力，家长与社会应该好好珍惜、积极支持，而不能视为学生的负担。
然而，必须坦率承认，我国的多语文基础已经在快速窄化。以华族来说，年轻一辈仅仅由于学校的第二语文教育而在英语文之外兼通华语文，但是，对于马来语和华族方言，就都几乎一窍不通了。与很多人的祖父母辈那种在多种语言间自如转换轨道的能力比较起来，如今的情况是令人遗憾的。固然，以前的所谓语文能力主要还是停留在商场、菜市场等公众场所的普通会话，但是，异族之间倘若不是彼此能够以对方的语言嘘寒问暖，又怎能说是水乳交融？因此，这样的能力事实上是社会的有机体。而语文能力的培养，重要的是环境。从学校到社会，语文多元，则人们的语文能力也多元。过去，学校教育尚未如今天之普及，人民平均受教育程度也远没有今天高，但是，华语、英语、马来语、淡米尔语以及福建、广东等各种方言，很多人能自如使用其中的两三种甚至四五种，戏称具有“三声道”甚至“四声道”、“五声道”，之所以如此，关键便在环境。因此，乘这种有利的环境条件还未完全消失，在学校里赶快继承丰富的语文资产，稳住多语文基础，绝对是明智之举。
可是，鼓励国人掌握多种语言的口语能力，并不等于说英文之外的母语教育只是要求培养口语会话能力那么肤浅。口语能力是生活上一种基本能力，方便沟通，让不同族群的相处感觉亲切，而母语教育则是民族文化的传承，不仅是语，而且是文，不单要能说，而且要能阅读甚至书写。即是说，母语教育是要尽量让更多国人对母族文化有深刻认识，否则，岂谈得上什么民族文化的认同与继承？因此，学生们的语言能力多元，绝不表示母语能力停留在粗浅水平即可。不过，两种要求，层次不同，事实上却有互相增强的作用。语文是越学越灵巧，如果我们的祖父母辈在没接受多少正规教育的情况下尚且能够掌握多声道能力，则新一代国人也就没有理由不能以英文、母文阅读书写之外，又能以友族语言社交谈话。这些能力都是资产，我们当然不必嫌弃资产太多。
博物馆大使
李国煌当博物馆大使的商榷
杨培根 2007-11-10
李国煌当国家博物馆的形象大使，《联合早报·现在》的标题是：“噱头十足引人瞩目”。《新明日报》的大标题则先来了个问号，接着是：“公众反应——有没搞错！”
当然没有搞错！这是国家文物局决策者的如意算盘。换一个文化奖得主来当大使，会有那么轰动吗？看似“无厘头”，其实算尽心机，本月初作此宣布，文物局、博物馆立刻炒出吸引眼球的新闻。
一个自称有20年不上博物馆、以低俗、粗鄙形象起家的“阿明”型的搞笑艺人，与品位高雅、文化含蕴深厚的博物馆氛围，两者的反差就带有十分“闹剧”的元素，当然造成轰动。
名人代言、明星大使，这种商业宣传套路一度是广告时尚，但也早已是滥得不能再滥。只不过，文物局这回把“名人”抬进出土文物的沉沉历史大屋，企图“激活”博物馆的人气，会不会弄巧反拙？
本文不是要和文物局过不去，也不在质疑有关当局的出发点。但是，从纳税人的角度，从专业考虑、社会责任上说，我们都应提出商榷。
“语不惊人死不休”，市场运作人的本性就是惊世骇俗。但我们也要看，名人的选材到底恰不恰当。
网上报道，中国中央电视台开拍连续剧《李小龙传》，斥资5000万元人民币（约1000万新元），目的在于弘扬中国武术和“民族精神”，并准备在2008年8月北京奥运会开幕前播出献礼。
李小龙绝对是名人，而歌星周杰伦也名气够大，但为了争取出演李小龙，可以不要报酬。
是的，以李小龙来弘扬民族精神，虽然也是一种逆向思维，目的为了改变中华文化正经八百的刻板印象，但由于形象贴切、人物具有公信力，大众一片赞好。
新加坡的“阿明”博物馆大使让不少人如坐针毡，问题出在哪里？在于整个安排失去专业严谨和认真。
上不上博物馆在于教育
我们听到的当局解释也很“阿明”：“20年没来博物馆，才适合当博物馆大使”；“我六七岁的孩子都知道他是谁”。
还有：“李国煌不需要特别训练来恶补。我们让他自由发挥，他不喜欢，看不懂任何展示品，都可以随意表达出来。他也可以用他自己的呈献方式去把展示品介绍给公众，因为看展示品就是这样嘛，不同人总有不同想象和看法。”
要不是报章的白纸黑字，我还以为上面这些是“搞笑”台词，因为这包含了“指冬瓜画葫芦”的各种成分。当然，个人在自己小圈子里，这么说说其实也没什么问题，但代表大机构的公众人物，在解释一个严肃的决策时，说话就要很有分寸。
“阿明”未经训练、对展示品全无认识、又毫无准备，在这个情况下“随意表达”是什么状态？“信口开河”也是优质的导览吗？
这一番对“阿明”大使的体贴，对于曾经苦修专业知识的文物讲解员、导游和文物策展人来说，不知是讽刺还是侮辱？
去年我路经河南洛阳，特地参观“天子驾六”博物馆，感受到天子六马座驾的气势和见证古书记载的周朝礼制。今年在上海，又参观了两个博物馆。
事实上，我这个星洲土产已有好多个朝代都没踏进新加坡博物馆。人们不上博物馆的原因很多，文物局应该做过调查研究。为什么不把人们的理由公开出来，发动政府和民间的力量来对症下药？
要让人养成上博物馆的习惯，根本之道在于教育。我们的教育体制锻炼了学生的应试能力，提供了职场竞争的指引，却没有真正培养他们欣赏人文的兴趣和建设文明的责任心。
丰富人文教育的内容，对当前的教育目标进行改革实为必要。掌管人文与教育机构的精英们责无旁贷。
再说，短期之内要解决博物馆的人气也不是没有可能，找“阿明”却绝对不是方法。因为“阿明”只能培养“阿明”的观众，他们到博物馆是看文物还是看“阿明”的逗趣？
博物馆立刻可以做、也应该做的不是找阿明，而是找学校，找乐龄机构，找妇女组织这些民间团体，联合他们来举办文物欣赏活动和开展文物教育。如此，我们6岁到80岁国民，才有走进博物馆的一天。
·作者为本地教育工作者
杨培根 2007-11-10
李国煌当国家博物馆的形象大使，《联合早报·现在》的标题是：“噱头十足引人瞩目”。《新明日报》的大标题则先来了个问号，接着是：“公众反应——有没搞错！”
当然没有搞错！这是国家文物局决策者的如意算盘。换一个文化奖得主来当大使，会有那么轰动吗？看似“无厘头”，其实算尽心机，本月初作此宣布，文物局、博物馆立刻炒出吸引眼球的新闻。
一个自称有20年不上博物馆、以低俗、粗鄙形象起家的“阿明”型的搞笑艺人，与品位高雅、文化含蕴深厚的博物馆氛围，两者的反差就带有十分“闹剧”的元素，当然造成轰动。
名人代言、明星大使，这种商业宣传套路一度是广告时尚，但也早已是滥得不能再滥。只不过，文物局这回把“名人”抬进出土文物的沉沉历史大屋，企图“激活”博物馆的人气，会不会弄巧反拙？
本文不是要和文物局过不去，也不在质疑有关当局的出发点。但是，从纳税人的角度，从专业考虑、社会责任上说，我们都应提出商榷。
“语不惊人死不休”，市场运作人的本性就是惊世骇俗。但我们也要看，名人的选材到底恰不恰当。
网上报道，中国中央电视台开拍连续剧《李小龙传》，斥资5000万元人民币（约1000万新元），目的在于弘扬中国武术和“民族精神”，并准备在2008年8月北京奥运会开幕前播出献礼。
李小龙绝对是名人，而歌星周杰伦也名气够大，但为了争取出演李小龙，可以不要报酬。
是的，以李小龙来弘扬民族精神，虽然也是一种逆向思维，目的为了改变中华文化正经八百的刻板印象，但由于形象贴切、人物具有公信力，大众一片赞好。
新加坡的“阿明”博物馆大使让不少人如坐针毡，问题出在哪里？在于整个安排失去专业严谨和认真。
上不上博物馆在于教育
我们听到的当局解释也很“阿明”：“20年没来博物馆，才适合当博物馆大使”；“我六七岁的孩子都知道他是谁”。
还有：“李国煌不需要特别训练来恶补。我们让他自由发挥，他不喜欢，看不懂任何展示品，都可以随意表达出来。他也可以用他自己的呈献方式去把展示品介绍给公众，因为看展示品就是这样嘛，不同人总有不同想象和看法。”
要不是报章的白纸黑字，我还以为上面这些是“搞笑”台词，因为这包含了“指冬瓜画葫芦”的各种成分。当然，个人在自己小圈子里，这么说说其实也没什么问题，但代表大机构的公众人物，在解释一个严肃的决策时，说话就要很有分寸。
“阿明”未经训练、对展示品全无认识、又毫无准备，在这个情况下“随意表达”是什么状态？“信口开河”也是优质的导览吗？
这一番对“阿明”大使的体贴，对于曾经苦修专业知识的文物讲解员、导游和文物策展人来说，不知是讽刺还是侮辱？
去年我路经河南洛阳，特地参观“天子驾六”博物馆，感受到天子六马座驾的气势和见证古书记载的周朝礼制。今年在上海，又参观了两个博物馆。
事实上，我这个星洲土产已有好多个朝代都没踏进新加坡博物馆。人们不上博物馆的原因很多，文物局应该做过调查研究。为什么不把人们的理由公开出来，发动政府和民间的力量来对症下药？
要让人养成上博物馆的习惯，根本之道在于教育。我们的教育体制锻炼了学生的应试能力，提供了职场竞争的指引，却没有真正培养他们欣赏人文的兴趣和建设文明的责任心。
丰富人文教育的内容，对当前的教育目标进行改革实为必要。掌管人文与教育机构的精英们责无旁贷。
再说，短期之内要解决博物馆的人气也不是没有可能，找“阿明”却绝对不是方法。因为“阿明”只能培养“阿明”的观众，他们到博物馆是看文物还是看“阿明”的逗趣？
博物馆立刻可以做、也应该做的不是找阿明，而是找学校，找乐龄机构，找妇女组织这些民间团体，联合他们来举办文物欣赏活动和开展文物教育。如此，我们6岁到80岁国民，才有走进博物馆的一天。
·作者为本地教育工作者
处世问题
文化外交须有人情学问
吴韦材 2007-10-17
“新加坡节”登陆中国，由10月12日至28日，分别在北京与上海举行各项活动。
上门以文化作亲善，动机良好，无可厚非。但坦白说，这是“非常不适宜”时段。因为中国目前正热烈召开全国上下关注的十七大，无论群众或媒体的焦点，都会投放在“关心国事”那里。
笔者认为，要举办如此耗资不菲的国际活动，究竟能有多少中国高层领导前来“应酬”，是事先该想到的问题。
说到这类国际友邦在中国举办的文化节，笔者有幸亲历过一次法国文化节与一次俄罗斯节。直接感觉，这两国在交流活动中，各类文化的实质性成分都显然丰富深厚，俗话就是“真刀真枪”十分够分量。
犹记得法国节把罗浮宫里17世纪巴洛克风格名画多幅“搬”到北京，不只看傻大家眼睛，也轰动了北京。俄罗斯节就那几场俄罗斯国粹本色的芭蕾舞剧及管弦乐团表演，也气派非凡，让人印象深刻。
法国节似乎也曾搞过些食品介绍之类，但可说是附属信息。而俄罗斯节索性不搞太多frills（绰头），直接传递文化内容，并以数次与中国表演艺术家的大汇演作为交流平台。
节目等不到，东西不吃了
诚然，新加坡今天仍无法拿出太多从历史里累积出来的文化经典，但风土民情是有的，文化根源是有的，国际新面貌及一番现代化新进气质也是有的。
平心说，在这几方面的表现“新加坡节”也已经有照顾到其表达能力。比如想到举办表现新加坡创意及新加坡思维的设计展，比如到北大举办文艺座谈等等，而甚至在那个“非常硬销售及非常商业化”的新加坡晚宴上，数场别具特色的文化源流表演，都激起热烈掌声。
但是，笔者仍认为搞文化外交，新加坡仍须多在“人情”学问上进修，才不至于台上使劲、台下喁喁细语，甚至叫人显露“纳闷”和“尴尬”的表情。
就说那个“新加坡晚宴”，听名堂就是“国宴”类，但除了邀请人士之外原来也是卖票的，一个位子1500元人民币（约300新元），虽然多数中国宾客都由驻北京的新加坡人埋单，但客人们心里有数，你们新加坡真是个“钱的社会”，非钱不行。
据知晚宴目的是介绍新加坡佳肴，但捧上来的“佳肴”，视觉化多过实质化。身边中国友人礼貌地问：“你们人民在家里就这样吃法国式碟上摆设的新加坡餐么，这样能饱么？”
难怪表演苦等还没开始时，许多桌上已经人去位空，我的十人桌，连牛排都没吃就走剩四个人，表演节目等不到，吃又吃不饱，到外面搞碗拉面实际多了。
假如当自己是名游客，要入乡不随俗也还可以的。但现在是为交流而来，有很多信息要给对方传达，去到人家地方入乡怎能不随俗呢？这点人情学问是很基础性的，为什么不先了解当地人的饮食文化，找出形式上的契合点，再通过友善的形式来显示自己的真正本色味道？
从新加坡节种种整体的宣传视听文案来看，很明显它直接散发着硬销售气味，假如这是一个“新加坡商机展示月”，那绝没问题，但携着“国与国文化友善交流”的名目，那一点“自然的亲善”就明显地不够技巧了。
不知为何要搞慈善捐款
在“人情”上最失策的一件事，也发生在晚宴上。
是不是新加坡人常年各类慈善捐款晚会举办惯了，终于竟成为一种我们的文化？在一个应该只是表演交流的场合，为什么要提捐款的事呢？
在晚宴前致词提到我就觉得不妙，但以为事情提过也就算了。
但竟然这还变成“压轴”节目？！让一个女歌手穿得像白色天使般在舞台上，身边围着一群北京小孩，只差手里没拿蜡烛，如此“表演”，因为有个集团捐了60万人民币。
好意和善意不是如此表达的。大屏幕上播放着贫穷农村里一个个孩子们的特写，他们真挚万分说出自己的希望与憧憬。而那60万元都替他们实现了么？
为什么要把人家后院的境况，在一个衣香鬓影的晚宴上放出来呢？看到这情景台下的中国人心情是怎样想呢？中国乡村的穷困中国自己看不到吗？或许我们觉得那是纯粹温馨及一份善意，但是否应该先理解一点人情世故？
笔者只想说明，60万人民币如今在崇文区甚至买不到半间平民回迁房。60万的捐款实在用不着在台上制作一张硕大支票来进行交接仪式。
因为这是“新加坡节”，这是国与国之间的一次应该舒畅及友善的文化交流，不是我们那种有空就举行的慈善晚会。
·作者是旅居北京的本地写作人
慈善活动凸显本地企业在中国的社会责任 2007-10-19
谨回应《联合早报》10月17日刊登吴韦材的评论《文化外交须有人情学问》：
举办“新加坡节”是促进文化外交的一种努力。有了来自公共、私企和民众，再加上中国文化机构和组织的强有力支持，它才得以实现。新加坡节配合当地两个素负盛名的艺术节——北京国际音乐节和上海国际艺术节，同时在10月举行。新加坡的艺术团体受邀参与这些知名的艺术节。因此，新加坡节举行的时段，是由这些艺术节的主办单位所决定。
在首站北京举行的新加坡节，各类节目获得中国民众与媒体的大力支持和热烈反应。美术展览、新加坡华乐团演出、设计展览、电影节以及商业论坛的出席率都非常高。这些活动提供了良机，让政府、企业与民众层面的联系与合作迈前一步。
吴韦材对“新加坡晚宴”提出了一些意见，但这项活动只是新加坡节在中国的其中一项活动。“新加坡晚宴”的目的是建立人脉关系，而非一场“国宴”。由新加坡企业包下宴席，作为客户服务。对新加坡企业来说，这是个机会，以新加坡式的新肴风（fusion）与多元文化的表演来款待中国客户。晚宴上的新派菜肴是由享誉国际、并在中国经营出色餐馆的新加坡名厨所主理。
晚宴上的慈善活动，是为了突显我们的商家在中国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嘉德置地和何耀珊在中国已做了很多的努力，克尽企业的社会责任。
何耀珊是2007年上海夏季特殊奥运会的爱心慈善大使。嘉德置地的捐献受惠团体为北京市残疾人康复服务指导中心。这同评论中所提到的压轴节目无关。这是嘉德置地“希望基金”的其中一项努力，该基金创设于2005年，宗旨是为国内外的不幸孩童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总的来说，大多数与会的新加坡人和受邀的中国嘉宾对晚宴的反应不错。然而，我们会留意评论中所提到的，关于服务可以更及时、食物品质可以更一致的意见。这些经验能让在上海举行的下一场新加坡晚宴办得更好。
新闻、通讯及艺术部公共关系司长
巴瓦妮（K Bhavani）女士复
吴韦材 2007-10-17
“新加坡节”登陆中国，由10月12日至28日，分别在北京与上海举行各项活动。
上门以文化作亲善，动机良好，无可厚非。但坦白说，这是“非常不适宜”时段。因为中国目前正热烈召开全国上下关注的十七大，无论群众或媒体的焦点，都会投放在“关心国事”那里。
笔者认为，要举办如此耗资不菲的国际活动，究竟能有多少中国高层领导前来“应酬”，是事先该想到的问题。
说到这类国际友邦在中国举办的文化节，笔者有幸亲历过一次法国文化节与一次俄罗斯节。直接感觉，这两国在交流活动中，各类文化的实质性成分都显然丰富深厚，俗话就是“真刀真枪”十分够分量。
犹记得法国节把罗浮宫里17世纪巴洛克风格名画多幅“搬”到北京，不只看傻大家眼睛，也轰动了北京。俄罗斯节就那几场俄罗斯国粹本色的芭蕾舞剧及管弦乐团表演，也气派非凡，让人印象深刻。
法国节似乎也曾搞过些食品介绍之类，但可说是附属信息。而俄罗斯节索性不搞太多frills（绰头），直接传递文化内容，并以数次与中国表演艺术家的大汇演作为交流平台。
节目等不到，东西不吃了
诚然，新加坡今天仍无法拿出太多从历史里累积出来的文化经典，但风土民情是有的，文化根源是有的，国际新面貌及一番现代化新进气质也是有的。
平心说，在这几方面的表现“新加坡节”也已经有照顾到其表达能力。比如想到举办表现新加坡创意及新加坡思维的设计展，比如到北大举办文艺座谈等等，而甚至在那个“非常硬销售及非常商业化”的新加坡晚宴上，数场别具特色的文化源流表演，都激起热烈掌声。
但是，笔者仍认为搞文化外交，新加坡仍须多在“人情”学问上进修，才不至于台上使劲、台下喁喁细语，甚至叫人显露“纳闷”和“尴尬”的表情。
就说那个“新加坡晚宴”，听名堂就是“国宴”类，但除了邀请人士之外原来也是卖票的，一个位子1500元人民币（约300新元），虽然多数中国宾客都由驻北京的新加坡人埋单，但客人们心里有数，你们新加坡真是个“钱的社会”，非钱不行。
据知晚宴目的是介绍新加坡佳肴，但捧上来的“佳肴”，视觉化多过实质化。身边中国友人礼貌地问：“你们人民在家里就这样吃法国式碟上摆设的新加坡餐么，这样能饱么？”
难怪表演苦等还没开始时，许多桌上已经人去位空，我的十人桌，连牛排都没吃就走剩四个人，表演节目等不到，吃又吃不饱，到外面搞碗拉面实际多了。
假如当自己是名游客，要入乡不随俗也还可以的。但现在是为交流而来，有很多信息要给对方传达，去到人家地方入乡怎能不随俗呢？这点人情学问是很基础性的，为什么不先了解当地人的饮食文化，找出形式上的契合点，再通过友善的形式来显示自己的真正本色味道？
从新加坡节种种整体的宣传视听文案来看，很明显它直接散发着硬销售气味，假如这是一个“新加坡商机展示月”，那绝没问题，但携着“国与国文化友善交流”的名目，那一点“自然的亲善”就明显地不够技巧了。
不知为何要搞慈善捐款
在“人情”上最失策的一件事，也发生在晚宴上。
是不是新加坡人常年各类慈善捐款晚会举办惯了，终于竟成为一种我们的文化？在一个应该只是表演交流的场合，为什么要提捐款的事呢？
在晚宴前致词提到我就觉得不妙，但以为事情提过也就算了。
但竟然这还变成“压轴”节目？！让一个女歌手穿得像白色天使般在舞台上，身边围着一群北京小孩，只差手里没拿蜡烛，如此“表演”，因为有个集团捐了60万人民币。
好意和善意不是如此表达的。大屏幕上播放着贫穷农村里一个个孩子们的特写，他们真挚万分说出自己的希望与憧憬。而那60万元都替他们实现了么？
为什么要把人家后院的境况，在一个衣香鬓影的晚宴上放出来呢？看到这情景台下的中国人心情是怎样想呢？中国乡村的穷困中国自己看不到吗？或许我们觉得那是纯粹温馨及一份善意，但是否应该先理解一点人情世故？
笔者只想说明，60万人民币如今在崇文区甚至买不到半间平民回迁房。60万的捐款实在用不着在台上制作一张硕大支票来进行交接仪式。
因为这是“新加坡节”，这是国与国之间的一次应该舒畅及友善的文化交流，不是我们那种有空就举行的慈善晚会。
·作者是旅居北京的本地写作人
慈善活动凸显本地企业在中国的社会责任 2007-10-19
谨回应《联合早报》10月17日刊登吴韦材的评论《文化外交须有人情学问》：
举办“新加坡节”是促进文化外交的一种努力。有了来自公共、私企和民众，再加上中国文化机构和组织的强有力支持，它才得以实现。新加坡节配合当地两个素负盛名的艺术节——北京国际音乐节和上海国际艺术节，同时在10月举行。新加坡的艺术团体受邀参与这些知名的艺术节。因此，新加坡节举行的时段，是由这些艺术节的主办单位所决定。
在首站北京举行的新加坡节，各类节目获得中国民众与媒体的大力支持和热烈反应。美术展览、新加坡华乐团演出、设计展览、电影节以及商业论坛的出席率都非常高。这些活动提供了良机，让政府、企业与民众层面的联系与合作迈前一步。
吴韦材对“新加坡晚宴”提出了一些意见，但这项活动只是新加坡节在中国的其中一项活动。“新加坡晚宴”的目的是建立人脉关系，而非一场“国宴”。由新加坡企业包下宴席，作为客户服务。对新加坡企业来说，这是个机会，以新加坡式的新肴风（fusion）与多元文化的表演来款待中国客户。晚宴上的新派菜肴是由享誉国际、并在中国经营出色餐馆的新加坡名厨所主理。
晚宴上的慈善活动，是为了突显我们的商家在中国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嘉德置地和何耀珊在中国已做了很多的努力，克尽企业的社会责任。
何耀珊是2007年上海夏季特殊奥运会的爱心慈善大使。嘉德置地的捐献受惠团体为北京市残疾人康复服务指导中心。这同评论中所提到的压轴节目无关。这是嘉德置地“希望基金”的其中一项努力，该基金创设于2005年，宗旨是为国内外的不幸孩童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总的来说，大多数与会的新加坡人和受邀的中国嘉宾对晚宴的反应不错。然而，我们会留意评论中所提到的，关于服务可以更及时、食物品质可以更一致的意见。这些经验能让在上海举行的下一场新加坡晚宴办得更好。
新闻、通讯及艺术部公共关系司长
巴瓦妮（K Bhavani）女士复
语文问题
文化建设最忌概念混淆 庄永康 28-10-2007
方言与华语之间，区别往往只是“你先走”而已，没有什么不可解决的矛盾。华人讲华语，合情又合理，这也是近两百年来新加坡华社长期建立起来的共识。
但是每当有什么风吹草动，比如有某部说方言的电影卖了座，坊间就“政治正确”起来，沸沸扬扬，说方言应受尊重啦，应登大雅之堂啦之类，好像这里应该来个方言运动，新加坡才有文化。
当然，本人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互相尊重。但我必须提醒大家，制订任何政策，规划任何方向，我们首先必须对该议题具备学理上的、专业上的认知，概念必须绝对清楚。
错误的认知，必将导致错误的政策，让下一代走错误的路。这个世界很现实。
这回某商业电影票房好（这当然有许多原因），也有学生写信来《联合早扎珍，晓以‘方言”的大义—听他的口气，好像报馆编辑室我们这几个老头今天才开始牙牙学语，什么都不懂。
小朋友的热情固然很可爱，但他那封信大部分概念是错的，或只说对一半，以偏概全。刊登他的信，我们等于向社会传达错误信息，之后即使浪费很多版位来反驳争论，问题也纠缠不清。
来信的主题是，我们南方人要学南方人的方言，华语只是北京人的方言那当然是错的。
因为小朋友没意识到，他今天懂得写汉字来报馆，是由于他通过华语，学会华文（中文）的缘故他能接触、应用这种语文，是拜华语之赐。我可以担保，“北京方言11他是听不懂的。
小朋友这么说说，自然也无伤大雅。但是令人感到纳闷的是社会名人居然也有类似的伟论名人如果提供了错误的信息，负面的影响当然就很大。
在学术上，“定义’是很重要的。同样一种语言，如广东话，在新加坡是方言（dialect）的一种，但在香港它是社会的通用语（lingua franca)，是香港的普通话和工作语言。不同的定位，语文政策当然不会一样，也不应该一样。
相比起来，方言与华语的“你死我活”还是较小的混淆。这里我们也不妨检讨一下，本地的中文传习水平一直下降，同语文、教育政策推行时信息的混淆，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关系？
政治主流一会大义凛然，说母语可以维系传统价值观，被反驳后，又改口说，华语很重要，可以同中国做生意。英文至上声中，又听说华文学多了会破坏种族和谐。你叫学生怎办？
难怪小朋友的脑子里面充塞着许多怪想法，甚至产生非常逆反的心态政府叫我念华语，我偏不念。
不过，本人看问题还是比较乐观的。我认为，小朋友如果要锻炼独立思考，首先应从语言学上分清“语”和“文”的概念，分清语文和社群（如华人一华语）之间的关系，当然也要看到前景。
从“语”方面来说，汉语普通话（华语）的文化内涵比起任何一种中国方言都是逊色的，因为方言有千年历史的沉淀积累，而普通话的推行只不过是近百年的事情罢了汉语拼音的发明，时间更短。
然而，就因为汉语普通话是一种用以作为语言规范和普及的新生语，它的潜能是巨大的。如果你要到台湾找饭吃，学点台语当然很好，但汉语普通话背后是个13亿人口的大市场。
同时，由于普通话是让全世界共同学习，这个平台是公正平等的（a level playground)。华人没下功夫，华语输给澳洲工党领袖陆克文，那是活该。
再说到“文”中国因为地广人众，所以方言很多。但以文字来说，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就已统一符合汉语口语规律的白话文，其实从元曲和元明之间的小说便已出现清朝中叶的《红楼梦》已是一部白话文运用纯熟，也很有艺术高度的作品〕。
刚以90高龄去世的马来西亚富豪林梧桐，在自传中回忆如何在孤寂无助的情况下创办云项集团无人问津，也就是没有竞争。拿定主意后我就不顾一切，勇往直前。”
我想这个信息对小朋友来说也很有用。你瞧，由于汉语普通话是种新生的语言，汉语文学经典仍然不多，处在一个“无人问津，也就是没有竞争”的阶段，天地非常辽阔。
当然，要做好语文、文化的建设工作，贫嘴饶舌是没用的。要出口成章，要言之有物，你必须概念清楚，好好掌握各种学科，如英文、科学、哲学如果你老在一些什么华语、方言的议题上拉锯打滚，那么你能学到的顶多是皮毛、半桶水，终生成不了大器。
（作者是本报评论员〕
方言与华语之间，区别往往只是“你先走”而已，没有什么不可解决的矛盾。华人讲华语，合情又合理，这也是近两百年来新加坡华社长期建立起来的共识。
但是每当有什么风吹草动，比如有某部说方言的电影卖了座，坊间就“政治正确”起来，沸沸扬扬，说方言应受尊重啦，应登大雅之堂啦之类，好像这里应该来个方言运动，新加坡才有文化。
当然，本人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互相尊重。但我必须提醒大家，制订任何政策，规划任何方向，我们首先必须对该议题具备学理上的、专业上的认知，概念必须绝对清楚。
错误的认知，必将导致错误的政策，让下一代走错误的路。这个世界很现实。
这回某商业电影票房好（这当然有许多原因），也有学生写信来《联合早扎珍，晓以‘方言”的大义—听他的口气，好像报馆编辑室我们这几个老头今天才开始牙牙学语，什么都不懂。
小朋友的热情固然很可爱，但他那封信大部分概念是错的，或只说对一半，以偏概全。刊登他的信，我们等于向社会传达错误信息，之后即使浪费很多版位来反驳争论，问题也纠缠不清。
来信的主题是，我们南方人要学南方人的方言，华语只是北京人的方言那当然是错的。
因为小朋友没意识到，他今天懂得写汉字来报馆，是由于他通过华语，学会华文（中文）的缘故他能接触、应用这种语文，是拜华语之赐。我可以担保，“北京方言11他是听不懂的。
小朋友这么说说，自然也无伤大雅。但是令人感到纳闷的是社会名人居然也有类似的伟论名人如果提供了错误的信息，负面的影响当然就很大。
在学术上，“定义’是很重要的。同样一种语言，如广东话，在新加坡是方言（dialect）的一种，但在香港它是社会的通用语（lingua franca)，是香港的普通话和工作语言。不同的定位，语文政策当然不会一样，也不应该一样。
相比起来，方言与华语的“你死我活”还是较小的混淆。这里我们也不妨检讨一下，本地的中文传习水平一直下降，同语文、教育政策推行时信息的混淆，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关系？
政治主流一会大义凛然，说母语可以维系传统价值观，被反驳后，又改口说，华语很重要，可以同中国做生意。英文至上声中，又听说华文学多了会破坏种族和谐。你叫学生怎办？
难怪小朋友的脑子里面充塞着许多怪想法，甚至产生非常逆反的心态政府叫我念华语，我偏不念。
不过，本人看问题还是比较乐观的。我认为，小朋友如果要锻炼独立思考，首先应从语言学上分清“语”和“文”的概念，分清语文和社群（如华人一华语）之间的关系，当然也要看到前景。
从“语”方面来说，汉语普通话（华语）的文化内涵比起任何一种中国方言都是逊色的，因为方言有千年历史的沉淀积累，而普通话的推行只不过是近百年的事情罢了汉语拼音的发明，时间更短。
然而，就因为汉语普通话是一种用以作为语言规范和普及的新生语，它的潜能是巨大的。如果你要到台湾找饭吃，学点台语当然很好，但汉语普通话背后是个13亿人口的大市场。
同时，由于普通话是让全世界共同学习，这个平台是公正平等的（a level playground)。华人没下功夫，华语输给澳洲工党领袖陆克文，那是活该。
再说到“文”中国因为地广人众，所以方言很多。但以文字来说，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就已统一符合汉语口语规律的白话文，其实从元曲和元明之间的小说便已出现清朝中叶的《红楼梦》已是一部白话文运用纯熟，也很有艺术高度的作品〕。
刚以90高龄去世的马来西亚富豪林梧桐，在自传中回忆如何在孤寂无助的情况下创办云项集团无人问津，也就是没有竞争。拿定主意后我就不顾一切，勇往直前。”
我想这个信息对小朋友来说也很有用。你瞧，由于汉语普通话是种新生的语言，汉语文学经典仍然不多，处在一个“无人问津，也就是没有竞争”的阶段，天地非常辽阔。
当然，要做好语文、文化的建设工作，贫嘴饶舌是没用的。要出口成章，要言之有物，你必须概念清楚，好好掌握各种学科，如英文、科学、哲学如果你老在一些什么华语、方言的议题上拉锯打滚，那么你能学到的顶多是皮毛、半桶水，终生成不了大器。
（作者是本报评论员〕
阅读问题
大学生为何不爱阅读
吴韦材 2007-10-31
在步入急速市场化时代，中国目前许多大学生除了应试范围的需要，平时都不爱阅读。这现象，目前已备受中国当局关注。其实这现象在新加坡也普遍存在。
原为塑造人文精神大本营的大学，在东方许多踏入急速全球化及市场化社会里，都日渐变成一个个人文精神缺失的半沙漠，归根结底，人文涵养不足，最主要原因就是大学生们都渐渐远离阅读。
其实，大学应该是个阅读天堂，阅读也应该是校园的基本学习语境。校园能提供最大的阅读空间，但事实上，大学生除有关本科专业的指定阅读外，富裕时间宁可用来进行其它活动，捧着一本书阅读仿佛已经老土过时。
环境不鼓励人文阅读
不爱阅读，在学生本身与环境影响上，都有相互环扣的原因。
一、消化的耐性。当“快速”已经成为一种现代价值，年轻大学生对需要深入思考、投入感悟与细腻品味的人文社会科学典籍没有这份“消化”的耐性。
现代学生的生活是快的，电脑是快的，连情感也是快的，他或许不会抗拒罗素的《心的分析》或梁漱溟的《唯识述义》，但它们会计较花上多久时间才能消化。
除非上述能以“知识快餐”形式出现，变成动漫更好，而且最好就只是个浅白概念，那或许还有捧捧场的可能，因为现代生活太快节奏了，用“耐性”就跟不上。
二、现实的价值。市场化的现实价值是物有所值，且必须很快兑现才有价值。如今在学生思维里“知识”也是一种须有所值的“物”。
有为之用，为了应付需要尚可勉为其难，至于一些人文精神知识，一来既吸收不到，吸收到也无法应付今天一切看现场风向和讲应变对策的商业化社会。
很多学生到大学里的目的就是为磨利一身能应付外面世界的刀，他或许明白人文精神之重要，但假如人文精神不能比技术知识有更大的前途承诺，他并不认为缺失就等于损失。
三、提早学会理财比阅读有更快回报。据知，很多大学生在家长认同下都开始提早进行自己的“理财”计划。甚至有些是父母买了股票或基金然后交由孩子们在网上去跟进“打理一切”。
目前这虽然还不是完全普遍现象，但股市如此蓬勃，金融回报如此诱人，恐怕更多学生会觉得提早把时间专注于这方面的技术吸收更具“钱途”的承诺性。
校园生活原本就迫促紧张，追求目标定下就只能奋不顾身往前走，那么一些“人文枝节”可就显得可有可无了。如今大学生已不是半世纪前的“纯读书型”，即使在校园，许多校园本身也处处充满商业化语境的提示，学生也会想：富裕的时间干什么好？想法子挣钱最好。
规定读书也不是办法
即使教授开张阅读清单，每周三册约1000页的阅读规定也没辙，学生之间总有“过关”的办法。用挪移大法抄来抄去并不难，但阅读报告里有多少进了脑袋那是天晓得。
现在许多大学生作课外阅读只是为了休闲和消遣。据一项调查，经常阅读本科专业经典著作的学生只得15.2%，阅读人文社会科学典籍的22.8%，阅读专业学术期刊的是9.3%，阅读外文学术文献的仅有5.2%。
快餐化阅读却是另番景象。广州一所综合性大学由图书馆借阅情况得出统计，结果是：日本漫画《名侦探柯南》以绝对优势高居全校借阅量榜首。占据借阅量前20位的全是漫画和武侠小说，基本上，也就是所谓的快餐文化。
人文阅读在大学生生活里没有地位是一件颇悲哀的事。但与其等到问题出现在大学阶段才来亡羊补牢，人文阅读的培养不如提早到中学和小学时期。
因为这时期的孩童对知识拥有较为单纯的兴趣，只要读物内容及传达的形式更引动其兴趣及好奇，就能引动孩童对阅读的饥饿感，同时也因为年纪尚小，也比较容易培养起一个能持之以恒的阅读习惯。
笔者永远记得自己那两本中文版的《人海孤雏》和《简爱》，都是笔者在小学六年级阅读的书籍，而当时老师的诱导居功至伟。今天，虽然生活里没有“天天从书上拿知识下来做饭”，但笔者不会忘记这两本名著在早年对我所注入“勇气”和“修持”的认识，是多么地具有导向性。
到了大学才来收复人文精神失地或许真是太迟，要把阅读习惯变成日常生活一部分，绝对就得趁早开始。
·作者是旅居北京的本地写作人
黄奕诚-为爱情而读书 黄奕诚 2007-11-01
在理工学院上夜校的学生当中，总会有一小部分是因为女友是大学生的缘故而来求学的。
上个学段，我的班就有一个学生因为女友是大学毕业生而他却只有中学程度而来争取更高的学历以拉近与女友之间教育程度的差距。他可是几经波折，好不容易才挤进了理工学院的大门。可他却不好好珍惜这辛苦得来的机会。学习态度不积极，常缺课，功课又不做，给的理由总是推说工作忙，常得加班又得陪爱侣。而他倒很轻松自在地叫我别为他操心，因他已向女友许下了要考取理工学院的专业文凭的诺言，考试前他会拿年假，全力以赴。
我虽同情这些夜读生的处境：既要照顾学业，又得眷顾家庭和工作，可若对学习提不起劲或分配不出时间，倒不如多花点精神和精力于家庭和工作，何苦考试时才来抱佛脚，碰运气？既浪费金钱又浪费精力，何苦来哉？
这个学生，甭说，把我教的数学考得一团糟。之后他向我道歉又发誓重修工程数学时，会拼了老命考出好成绩。可人算不如天算，在上学段的考试中，他只需考两科，可两科都不及格而被理工学院除名。
这回可急坏了他，忙向我求救。可我又能帮他什么忙？只好劝他上诉，说明上学段是因为工作太忙，再给机会的话会用功读书等。结果上诉失败。再上诉，还是失败。他欲哭无泪地问我如何是好，又再次强调，再给机会的话，他会非常卖力的读。这回劝他当面与系主任对话。也许见他求学欲如此强烈，系主任慎重斟酌后，终于答应让他下学段重返学院，毕竟这学段已开课快三星期了。
当他兴奋的把这消息转告我时，我劝他趁这几个月没上课的时间，好好温习过去学过的微积分(calculus)和三角学(trigonometric)。因为他在这两环的基础不佳以致在修读工程数学时困难重重。
企盼经过这次的教训，他能好好把握机会，不再说空话。趁这几个月的空挡，好好把他的微积分和三角学的基本功搞好。要不，若下学段再教到他，他头痛，我也头痛。
吴韦材 2007-10-31
在步入急速市场化时代，中国目前许多大学生除了应试范围的需要，平时都不爱阅读。这现象，目前已备受中国当局关注。其实这现象在新加坡也普遍存在。
原为塑造人文精神大本营的大学，在东方许多踏入急速全球化及市场化社会里，都日渐变成一个个人文精神缺失的半沙漠，归根结底，人文涵养不足，最主要原因就是大学生们都渐渐远离阅读。
其实，大学应该是个阅读天堂，阅读也应该是校园的基本学习语境。校园能提供最大的阅读空间，但事实上，大学生除有关本科专业的指定阅读外，富裕时间宁可用来进行其它活动，捧着一本书阅读仿佛已经老土过时。
环境不鼓励人文阅读
不爱阅读，在学生本身与环境影响上，都有相互环扣的原因。
一、消化的耐性。当“快速”已经成为一种现代价值，年轻大学生对需要深入思考、投入感悟与细腻品味的人文社会科学典籍没有这份“消化”的耐性。
现代学生的生活是快的，电脑是快的，连情感也是快的，他或许不会抗拒罗素的《心的分析》或梁漱溟的《唯识述义》，但它们会计较花上多久时间才能消化。
除非上述能以“知识快餐”形式出现，变成动漫更好，而且最好就只是个浅白概念，那或许还有捧捧场的可能，因为现代生活太快节奏了，用“耐性”就跟不上。
二、现实的价值。市场化的现实价值是物有所值，且必须很快兑现才有价值。如今在学生思维里“知识”也是一种须有所值的“物”。
有为之用，为了应付需要尚可勉为其难，至于一些人文精神知识，一来既吸收不到，吸收到也无法应付今天一切看现场风向和讲应变对策的商业化社会。
很多学生到大学里的目的就是为磨利一身能应付外面世界的刀，他或许明白人文精神之重要，但假如人文精神不能比技术知识有更大的前途承诺，他并不认为缺失就等于损失。
三、提早学会理财比阅读有更快回报。据知，很多大学生在家长认同下都开始提早进行自己的“理财”计划。甚至有些是父母买了股票或基金然后交由孩子们在网上去跟进“打理一切”。
目前这虽然还不是完全普遍现象，但股市如此蓬勃，金融回报如此诱人，恐怕更多学生会觉得提早把时间专注于这方面的技术吸收更具“钱途”的承诺性。
校园生活原本就迫促紧张，追求目标定下就只能奋不顾身往前走，那么一些“人文枝节”可就显得可有可无了。如今大学生已不是半世纪前的“纯读书型”，即使在校园，许多校园本身也处处充满商业化语境的提示，学生也会想：富裕的时间干什么好？想法子挣钱最好。
规定读书也不是办法
即使教授开张阅读清单，每周三册约1000页的阅读规定也没辙，学生之间总有“过关”的办法。用挪移大法抄来抄去并不难，但阅读报告里有多少进了脑袋那是天晓得。
现在许多大学生作课外阅读只是为了休闲和消遣。据一项调查，经常阅读本科专业经典著作的学生只得15.2%，阅读人文社会科学典籍的22.8%，阅读专业学术期刊的是9.3%，阅读外文学术文献的仅有5.2%。
快餐化阅读却是另番景象。广州一所综合性大学由图书馆借阅情况得出统计，结果是：日本漫画《名侦探柯南》以绝对优势高居全校借阅量榜首。占据借阅量前20位的全是漫画和武侠小说，基本上，也就是所谓的快餐文化。
人文阅读在大学生生活里没有地位是一件颇悲哀的事。但与其等到问题出现在大学阶段才来亡羊补牢，人文阅读的培养不如提早到中学和小学时期。
因为这时期的孩童对知识拥有较为单纯的兴趣，只要读物内容及传达的形式更引动其兴趣及好奇，就能引动孩童对阅读的饥饿感，同时也因为年纪尚小，也比较容易培养起一个能持之以恒的阅读习惯。
笔者永远记得自己那两本中文版的《人海孤雏》和《简爱》，都是笔者在小学六年级阅读的书籍，而当时老师的诱导居功至伟。今天，虽然生活里没有“天天从书上拿知识下来做饭”，但笔者不会忘记这两本名著在早年对我所注入“勇气”和“修持”的认识，是多么地具有导向性。
到了大学才来收复人文精神失地或许真是太迟，要把阅读习惯变成日常生活一部分，绝对就得趁早开始。
·作者是旅居北京的本地写作人
黄奕诚-为爱情而读书 黄奕诚 2007-11-01
在理工学院上夜校的学生当中，总会有一小部分是因为女友是大学生的缘故而来求学的。
上个学段，我的班就有一个学生因为女友是大学毕业生而他却只有中学程度而来争取更高的学历以拉近与女友之间教育程度的差距。他可是几经波折，好不容易才挤进了理工学院的大门。可他却不好好珍惜这辛苦得来的机会。学习态度不积极，常缺课，功课又不做，给的理由总是推说工作忙，常得加班又得陪爱侣。而他倒很轻松自在地叫我别为他操心，因他已向女友许下了要考取理工学院的专业文凭的诺言，考试前他会拿年假，全力以赴。
我虽同情这些夜读生的处境：既要照顾学业，又得眷顾家庭和工作，可若对学习提不起劲或分配不出时间，倒不如多花点精神和精力于家庭和工作，何苦考试时才来抱佛脚，碰运气？既浪费金钱又浪费精力，何苦来哉？
这个学生，甭说，把我教的数学考得一团糟。之后他向我道歉又发誓重修工程数学时，会拼了老命考出好成绩。可人算不如天算，在上学段的考试中，他只需考两科，可两科都不及格而被理工学院除名。
这回可急坏了他，忙向我求救。可我又能帮他什么忙？只好劝他上诉，说明上学段是因为工作太忙，再给机会的话会用功读书等。结果上诉失败。再上诉，还是失败。他欲哭无泪地问我如何是好，又再次强调，再给机会的话，他会非常卖力的读。这回劝他当面与系主任对话。也许见他求学欲如此强烈，系主任慎重斟酌后，终于答应让他下学段重返学院，毕竟这学段已开课快三星期了。
当他兴奋的把这消息转告我时，我劝他趁这几个月没上课的时间，好好温习过去学过的微积分(calculus)和三角学(trigonometric)。因为他在这两环的基础不佳以致在修读工程数学时困难重重。
企盼经过这次的教训，他能好好把握机会，不再说空话。趁这几个月的空挡，好好把他的微积分和三角学的基本功搞好。要不，若下学段再教到他，他头痛，我也头痛。
冒知识风险
尚达曼：应鼓励学生冒知识风险 游润恬 2007-11-01
教育部长尚达曼认为随着经济转型，学校也应鼓励学生冒知识风险，即使明知可能失败，也要勇于尝试新的思维方式。
他昨天为庆祝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教授85岁诞辰而举行的科学大会主持开幕时，把塑造鼓励学生冒知识风险（intellectual risk）的环境，勾勒为教育改革大方向。
“我们要提供一个鼓励学生冒知识风险的教育环境，让他们从小就懂得积极提问，并对现有的知识持怀疑态度。我们要鼓励他们就算明知可能会失败，就算明知新的尝试可能行不通，也还是对新事物或尝试新方法感兴趣。世界上最成功的研究文化或知识文化，都是从这样的学习态度萌芽的。”
他表示，教育的文化比教育的基础设施或制度还重要。因为“学生怎么学，比学什么还重要”。
尚达曼：
杨振宁35岁时获奖
若在亚洲不会发生
尚达曼表示，勇于冒知识风险的态度，对现今以创新为主轴的经济非常重要。应该冒知识风险的不只是科研人员，还包括工程师、经济学者、银行家等各行各业人员。
“讲求效率、降低成本、照着其他国家的模式依样画葫芦的发展阶段已经过去，那是迎头赶上的阶段。我们现在已经离最前方不远，需要的是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更不一样，偶尔还能取得突破的新一代。”
尚达曼指出，要塑造出一批有本事创造知识的新生代，社会就应该摒弃以年资作为衡量标准的制度，转为重视个人的点子和才华。
他认为美国的教育体系之所以能超越其他国家，正是因为它不像欧洲和亚洲那样追捧以年资为基础的制度。他甚至表示杨振宁35岁时获诺贝尔奖，只是在美国才可能发生的事。
“如果杨教授当年是在亚洲或欧洲，他不可能得奖。”
尚达曼说：“我们应该不断找出有才华的人，并且拨出研究基金去奖励提出最棒点子的人，而不是给最资深的研究员或最主流的研究院。”
他表示教育部已逐渐朝培养敢冒知识风险的学生的方向改变，例如考卷上有更多自由回答式题目，教师也转为通过专题作业去评估学生的能力。不过，他也承认教育改革“不能像宇宙大爆炸那样”，想要立刻成型。
冒风险教育文化
需15至20年才成型
他在回答本报记者的问题时，估计这样的教育文化大概需要15至20年，方能成为大气候。
杨教授受访时表示，随着社会上令人分心的花样越来越多，愿意勤勤恳恳地做科研的年轻人的确比他年轻时少了。不过，他认为这也没什么关系，因为全世界的人口非常多，聪明的人也很多，总有年轻人会对尖端研究产生兴趣。
他也道出对本地教育制度的评价——这里的优点是要年轻人规规矩矩努力念书，弱点是本地学生太专，对不同学科的兴趣不浓。
对此，尚达曼受访时回应说，我国正朝宽广教育方向迈进。过去十年，本地大学也逐渐从英国较专的学习模式转为美国较广的模式。
南洋理工大学高等研究所为庆祝杨教授85岁诞辰及纪念他赢取诺贝尔奖50周年，昨天起在瑞士酒店茂昌阁（Swissotel Merchant Court）举办四天的“统计物理、高能、冷凝物质及数学物理”科学大会，邀请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包括三名诺贝尔奖得主前来演讲，公众可以免费听讲。
民俗文化
九皇爷是香炉吗？ 丹女 2007-11-01
K一家人站在实龙岗河边等九皇爷。他们不知道谁是九皇爷，但驱车到实龙岗路一带吃晚餐时经过河畔，发现气氛不同往常，平日黑魆魆的草坪和通往河边的小径灯火通明，挂满了白色灯笼。
后港供奉九皇爷的斗母宫也一派热闹，人山人海，香烟袅绕，车龙从庙门口直排到高架桥尾端。
“哗，好热闹。待会儿吃饱饭，我们也去凑凑热闹如何？”K看着车窗外的喧哗，不禁想参加一份。她没有宗教信仰，与其说没有，不如说是什么都信。凡有形的、无形的，有宗教派别的，她自己编造的，K的宗教信仰对象基本上做到不分种族语言宗教，团结一致的境界。
饭后，他们9点半抵达实龙岗河。路边河边挤满人，手中拿香，拖儿带女，多是善男信女；也少不了像K一般来看热闹的。“你们在等什么？”K站了半天不见动静，忍不住问身旁的妇女。“等九皇爷。等一下会从后港的庙过来，我们就送九皇爷去海里。”妇女回答。
K不好意思问她九皇爷是谁，便打电话给在搭棚公司上班的七舅。七舅说：送神入海的仪式10点半左右进行，要有耐性等一等；七舅也说：九皇爷是一个香炉。
“九皇爷是一个香炉吗？”K不耻下问，对象是两个50来岁的大伯。他们两人脸上出现怪怪的神情，似乎不晓得该如何回答。犹豫了一会儿才勉强回答说：“是是。九皇爷是一个香炉。”
K得到答案，心满意足地买了支雪糕，边吃边等九皇爷。10点半左右，热闹的送神队伍浩浩荡荡地过来，有金碧辉煌的花车，舞龙舞狮，挑花篮的女孩子，穿戴上众神服装及面具的队伍，还有扛着九皇爷的轿子。沉浸在欢愉气氛及众人目光中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往河边走去。
K第一次看九月九的庆典。最近这种民间且带着某种“俗气”的拜神仪式，对她而言是一种解脱，从所谓高格调艺术与深奥理论当中释放出来。其实这些传统文化里头的艺术与学问不比任何博物馆或研究院里头的来得少，甚至是博物馆、美术馆等等陈设背后的基础；但偏偏一种被视为高雅，一种被视为俗气。
她看着队伍里头的众多青年男女，提花篮的、舞龙舞狮的、敲锣打鼓的，都是青少年。她想到平日接触的那些不讲中文，但对研究文化传承兴趣浓浓的朋友。她看着“俗气”的他们，想着“高雅”的他们，突然明白传统是在不知不觉中被保留，也是在不知不觉中被遗忘的。真正延续着传统文化的人，不是K和她那些自认是“知识分子”的朋友，真正延续着传统的人，在不见经传的民间。只有不知不觉，才有可能延续下去。
她回家以后，赶紧上网寻找关于九皇爷的故事。
中日文化趣谈——动与静
东方客2007-02-02
许多参加过日本婚礼的中国朋友经常问我：“新娘新郎怎么老静静坐在台上，一动也不动呢？他们不累吗？怎么不下来给亲友们敬酒回礼呢？”
许多参加过中国婚礼的日本朋友又问我：“怎么婚礼那么闹哄哄的，新娘新郎都得一桌一桌地向亲友敬酒，来宾也大声嘻笑新人，不太严肃吧？”
一个讲究严肃端庄，一个讲究喜庆欢乐。
迎接新年，更为有趣。中国人春节少不了鞭炮，禁了又解，解了多痛快。爆竹一声除旧岁，“劈哩啪啦”鞭炮声，舞龙舞狮，敲锣打鼓，加上人们相互的贺岁声、拜年语，整个新年场面，就是一个“动”!
日本人过年，可静寂多了。除夕夜静静在家吃过年面，新年也静静地在家吃年菜，又静静地到寺庙去参拜。参拜回来又静静地坐在电视机前，一边吃橘子，一边观赏新年节目。谁也不去打扰谁。
街道上没有鞭炮声，没有鼓乐声，平时喧嚣的车声人声也都静寂下来了，整个一个“静”的画面。
日本的剑道、合气道、柔道、居合道等传统武术，都是讲究修心养性，以静克动。练功时都得先练静坐，一声不响地跪着，一心不乱地坐着，一跪30分钟都不为奇，完全是个“静”的境界。
而中国的传统武术，少林武当，南拳北拳，刀剑枪棒，大都讲究健身护身，挥打跳跃，吆喝壮胆，纯然是一个“动”的世界。一位曾经在中国与日本教过英语的美国朋友告诉我：“非常不一样，中国人积极发言，有时过于吵闹，不过会话学得快，但书写有问题。而日本人沉默寡言，不爱提问，羞于大声朗读，会话能力差，可书写能力较扎实。”
不但在课堂上，在会议上，甚至在家庭里，日本人的金口有时确实难开，日语里有句谚语：“沉默是黄金”，代表了日本“静”的文化。
鲁迅先生却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不也正代表了中国的“动”的文化吗？
动与静，无所谓谁优谁劣，各有各的特点，这就是文化的美。（传自广岛）
K一家人站在实龙岗河边等九皇爷。他们不知道谁是九皇爷，但驱车到实龙岗路一带吃晚餐时经过河畔，发现气氛不同往常，平日黑魆魆的草坪和通往河边的小径灯火通明，挂满了白色灯笼。
后港供奉九皇爷的斗母宫也一派热闹，人山人海，香烟袅绕，车龙从庙门口直排到高架桥尾端。
“哗，好热闹。待会儿吃饱饭，我们也去凑凑热闹如何？”K看着车窗外的喧哗，不禁想参加一份。她没有宗教信仰，与其说没有，不如说是什么都信。凡有形的、无形的，有宗教派别的，她自己编造的，K的宗教信仰对象基本上做到不分种族语言宗教，团结一致的境界。
饭后，他们9点半抵达实龙岗河。路边河边挤满人，手中拿香，拖儿带女，多是善男信女；也少不了像K一般来看热闹的。“你们在等什么？”K站了半天不见动静，忍不住问身旁的妇女。“等九皇爷。等一下会从后港的庙过来，我们就送九皇爷去海里。”妇女回答。
K不好意思问她九皇爷是谁，便打电话给在搭棚公司上班的七舅。七舅说：送神入海的仪式10点半左右进行，要有耐性等一等；七舅也说：九皇爷是一个香炉。
“九皇爷是一个香炉吗？”K不耻下问，对象是两个50来岁的大伯。他们两人脸上出现怪怪的神情，似乎不晓得该如何回答。犹豫了一会儿才勉强回答说：“是是。九皇爷是一个香炉。”
K得到答案，心满意足地买了支雪糕，边吃边等九皇爷。10点半左右，热闹的送神队伍浩浩荡荡地过来，有金碧辉煌的花车，舞龙舞狮，挑花篮的女孩子，穿戴上众神服装及面具的队伍，还有扛着九皇爷的轿子。沉浸在欢愉气氛及众人目光中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往河边走去。
K第一次看九月九的庆典。最近这种民间且带着某种“俗气”的拜神仪式，对她而言是一种解脱，从所谓高格调艺术与深奥理论当中释放出来。其实这些传统文化里头的艺术与学问不比任何博物馆或研究院里头的来得少，甚至是博物馆、美术馆等等陈设背后的基础；但偏偏一种被视为高雅，一种被视为俗气。
她看着队伍里头的众多青年男女，提花篮的、舞龙舞狮的、敲锣打鼓的，都是青少年。她想到平日接触的那些不讲中文，但对研究文化传承兴趣浓浓的朋友。她看着“俗气”的他们，想着“高雅”的他们，突然明白传统是在不知不觉中被保留，也是在不知不觉中被遗忘的。真正延续着传统文化的人，不是K和她那些自认是“知识分子”的朋友，真正延续着传统的人，在不见经传的民间。只有不知不觉，才有可能延续下去。
她回家以后，赶紧上网寻找关于九皇爷的故事。
中日文化趣谈——动与静
东方客2007-02-02
许多参加过日本婚礼的中国朋友经常问我：“新娘新郎怎么老静静坐在台上，一动也不动呢？他们不累吗？怎么不下来给亲友们敬酒回礼呢？”
许多参加过中国婚礼的日本朋友又问我：“怎么婚礼那么闹哄哄的，新娘新郎都得一桌一桌地向亲友敬酒，来宾也大声嘻笑新人，不太严肃吧？”
一个讲究严肃端庄，一个讲究喜庆欢乐。
迎接新年，更为有趣。中国人春节少不了鞭炮，禁了又解，解了多痛快。爆竹一声除旧岁，“劈哩啪啦”鞭炮声，舞龙舞狮，敲锣打鼓，加上人们相互的贺岁声、拜年语，整个新年场面，就是一个“动”!
日本人过年，可静寂多了。除夕夜静静在家吃过年面，新年也静静地在家吃年菜，又静静地到寺庙去参拜。参拜回来又静静地坐在电视机前，一边吃橘子，一边观赏新年节目。谁也不去打扰谁。
街道上没有鞭炮声，没有鼓乐声，平时喧嚣的车声人声也都静寂下来了，整个一个“静”的画面。
日本的剑道、合气道、柔道、居合道等传统武术，都是讲究修心养性，以静克动。练功时都得先练静坐，一声不响地跪着，一心不乱地坐着，一跪30分钟都不为奇，完全是个“静”的境界。
而中国的传统武术，少林武当，南拳北拳，刀剑枪棒，大都讲究健身护身，挥打跳跃，吆喝壮胆，纯然是一个“动”的世界。一位曾经在中国与日本教过英语的美国朋友告诉我：“非常不一样，中国人积极发言，有时过于吵闹，不过会话学得快，但书写有问题。而日本人沉默寡言，不爱提问，羞于大声朗读，会话能力差，可书写能力较扎实。”
不但在课堂上，在会议上，甚至在家庭里，日本人的金口有时确实难开，日语里有句谚语：“沉默是黄金”，代表了日本“静”的文化。
鲁迅先生却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不也正代表了中国的“动”的文化吗？
动与静，无所谓谁优谁劣，各有各的特点，这就是文化的美。（传自广岛）
赌博问题
赌博观念的改变值得关注 2007-11-07
万字票和多多投注站曾经打出“小赌怡情”的口号，目的是劝人不要大赌和滥赌。其用意是好的，但到底起到什么实际作用却不得而知。赌博，其实犹如吸烟或是嗜毒，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由小到大，甚或由好奇、随兴的尝试而逐渐上瘾的。所以，认清赌博的危害性殊为重要。小赌不一定能怡情，却很可能使一个人在不知不觉间染上赌瘾，欲拔不能。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对赌博的观念的改变，确实很值得我们关注。
全国预防嗜赌理事会的调查报告显示，人们的赌博观在短短一年里，竟然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个中原因何在，很值得有关方面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究。据该理事会去年和今年进行的两次调查，去年有50％的人认为买大彩、多多和万字票不是赌博，今年持有这种看法的人却上升到60％。大部分人把这类可归为小赌的赌博当成是无伤大雅的消遣。这正是危险之所在。因为，只要有这样的基本观念存在，更多人染上赌瘾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越来越多的人买大彩、万字票、多多和合法睹球，现在已是显而易见的现象。从投注站林立，人龙处处，就足以窥见赌风盛行的一斑。除了这些合法的投注站，还有赌船，以及看似永远也取缔不了的地下赌庄，为人们提供了诸多以小博大的诱惑，也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在改变人们的赌博观念。
以往，当社会普遍批判赌博行为的时候，好赌者面对社会压力，多数不敢明目张胆地从事赌博活动，一些家庭主妇也只是偷偷地买点“十二支”，既是非法，又属羞耻，岂敢张扬。现在的情况就不同了，大家堂而皇之排队下注，再不怕见到熟人，也再不会感觉丝毫的腼腆。
其实，已有不少案例说明，即使是简单的买万字票，也可能导致一个人染上赌瘾，甚至倾家荡产。因此，越来越多的人不把投注万字票、多多等当一回事，实是应该令全国预防嗜赌理事会感到更加担心的事。因为，当两个赌场都开张营业时，很多人可能会抱着每逢周末进去消遣消遣一下的念头，涉足赌场，最后却无法做到浅尝即止，反而泥足深陷。
上述调查的另一个结果同样令人忧虑。今年，有32％的人认为，只要有所谓正确的赌博技巧，就能够在赌桌上赢个盆满钵满，而去年只有14％的人有这样的想法。这种赌博心态的滋长肯定也不是健康的。赌博心态所能激发的是一个人的侥幸心理，开始时很可能是以小博大，渐渐的就会越博越大，沉迷其中。
虽然上述的调查告诉我们一些令人忧虑的发展趋势，却无法告诉我们个中的原因，因此，在现阶段大家也只能作各种各样的猜测。有人以为，更多人不把投注活动当一回事，或许是政府批准兴建赌场的结果；有人则认为是一些电影或电视节目产生了诲赌的作用；也有人认为博彩部门近年来引进更多的赌博形式，如合法赌球等，也对人们的赌博观念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这些毕竟只是猜测，从防赌理事会的角度来说，知其然固然重要，知其所以然却更加重要，因此，我们希望该理事会能更进一步，探索根源，剖析究竟，以便制定更有效的防赌方案。
更多新加坡人不认为 大彩多多万字是赌博 卢丽珊 2007-11-06
越来越多人认为新加坡大彩、万字票和多多不是赌博，而是消遣活动。去年只有50％的受询者会那么认为，今年却提高到60％。
半数的受询者（52％）认为赌博是可以和朋友联络感情的活动，去年只有36％的人那么认为，今年增加了16个百分点。
认为赌博是娱乐活动的人也增加了，从去年的52％增加到58％。此外，更多人认为赌博没有坏处，从去年的48％增加到今年的57％。
赌博完全是靠运气吗？
去年只有14％的人认为，要赢大钱必须有正确的技巧，今年公众似乎信心大增，32％的人认为只要有正确的赌博技巧，他们是有可能在赌桌上赢个盆满钵满。
有趣的是，更多人认为继续留在赌桌上就有机会“翻本”，去年只有11％，今年却提高到19％。
全国预防嗜赌理事昨天发表调查报告，这是理事会第二次针对国人对赌博的态度进行调查，共有2013名介于15岁到75岁的人接受调查。第一次的调查在去年展开，第二轮调查在今年4月和5月展开。
虽然公众对赌博的看法有一些改观，不过他们对于赌博带来害处的意识已显著提高，从去年的32％增加到今年的61％。受询者至少能说出一两个嗜赌带来的害处，包括负面的言行举止及因赌博而造成的不良后果。
当一个人出现嗜赌的情况，大部分（73％）的人会向家人求助以解决和赌博有关的问题。由于对于援助机制有更高的认识，更多人会向专业单位求助，这个比例从去年的37％增加到56％。
报告显示，高达95％的公众始终认为赌博是有潜在害处的活动，这跟去年的比例接近。担心家人沉溺赌海，受询公众有47％会为家人申请“排除令”，禁止嗜赌的家人进入赌场。
德教太和观丹戎巴葛家庭服务中心和关怀辅导中心，是我国目前仅有两家专门处理赌博个案的辅导中心。受询的公众当中，有20％和13％分别知道中心的两个电话号码（1800－X－GAMBLE和1800－6—668－668）。
高达78％的公众表示曾经从电视知道该求助热线，51％的人是从大众传播媒介获得信息。
针对越来越多人认为万字票和大彩是消遣活动，德教太和观主席李锦祥说：“本地人多多少少都会以不同形式小赌，只要大家适可而止，量力而为，我认为是应该没有问题的。”
他说已经沉迷赌博的人只是占少数，但是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沉溺的人可能有不少，例如很多人在互联网上赌足球，因此调查显示公众对赌博的坏处提高意识是很积极的现象。尤其是当身边的人开始沉迷，越来越多公众至少已知道应该怎么做。
去年有74％的公众认为偶尔小赌怡情，无伤大雅，今年有70％这么认为，看法几乎一致。
调查显示，大众传播媒介在提高嗜赌问题的意识扮演重要角色，理事会将在明年加强宣传活动，包括针对公共教育制定主要的宣传信息，对象是年轻人、病态赌徒和家属。
他们将特别针对赌场的“家庭排除令”，以家庭和病态赌徒为特定对象展开公共教育。理事会将和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共同制定该保护令的内容和行政细节。
全国预防嗜赌理事会在前年8月成立，它们接下来将专注于制定赌场排除措施（exclusionary measures），以在两年后赌场开幕之前，制定一套健全的应对准则。
万字票和多多投注站曾经打出“小赌怡情”的口号，目的是劝人不要大赌和滥赌。其用意是好的，但到底起到什么实际作用却不得而知。赌博，其实犹如吸烟或是嗜毒，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由小到大，甚或由好奇、随兴的尝试而逐渐上瘾的。所以，认清赌博的危害性殊为重要。小赌不一定能怡情，却很可能使一个人在不知不觉间染上赌瘾，欲拔不能。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对赌博的观念的改变，确实很值得我们关注。
全国预防嗜赌理事会的调查报告显示，人们的赌博观在短短一年里，竟然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个中原因何在，很值得有关方面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究。据该理事会去年和今年进行的两次调查，去年有50％的人认为买大彩、多多和万字票不是赌博，今年持有这种看法的人却上升到60％。大部分人把这类可归为小赌的赌博当成是无伤大雅的消遣。这正是危险之所在。因为，只要有这样的基本观念存在，更多人染上赌瘾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越来越多的人买大彩、万字票、多多和合法睹球，现在已是显而易见的现象。从投注站林立，人龙处处，就足以窥见赌风盛行的一斑。除了这些合法的投注站，还有赌船，以及看似永远也取缔不了的地下赌庄，为人们提供了诸多以小博大的诱惑，也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在改变人们的赌博观念。
以往，当社会普遍批判赌博行为的时候，好赌者面对社会压力，多数不敢明目张胆地从事赌博活动，一些家庭主妇也只是偷偷地买点“十二支”，既是非法，又属羞耻，岂敢张扬。现在的情况就不同了，大家堂而皇之排队下注，再不怕见到熟人，也再不会感觉丝毫的腼腆。
其实，已有不少案例说明，即使是简单的买万字票，也可能导致一个人染上赌瘾，甚至倾家荡产。因此，越来越多的人不把投注万字票、多多等当一回事，实是应该令全国预防嗜赌理事会感到更加担心的事。因为，当两个赌场都开张营业时，很多人可能会抱着每逢周末进去消遣消遣一下的念头，涉足赌场，最后却无法做到浅尝即止，反而泥足深陷。
上述调查的另一个结果同样令人忧虑。今年，有32％的人认为，只要有所谓正确的赌博技巧，就能够在赌桌上赢个盆满钵满，而去年只有14％的人有这样的想法。这种赌博心态的滋长肯定也不是健康的。赌博心态所能激发的是一个人的侥幸心理，开始时很可能是以小博大，渐渐的就会越博越大，沉迷其中。
虽然上述的调查告诉我们一些令人忧虑的发展趋势，却无法告诉我们个中的原因，因此，在现阶段大家也只能作各种各样的猜测。有人以为，更多人不把投注活动当一回事，或许是政府批准兴建赌场的结果；有人则认为是一些电影或电视节目产生了诲赌的作用；也有人认为博彩部门近年来引进更多的赌博形式，如合法赌球等，也对人们的赌博观念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这些毕竟只是猜测，从防赌理事会的角度来说，知其然固然重要，知其所以然却更加重要，因此，我们希望该理事会能更进一步，探索根源，剖析究竟，以便制定更有效的防赌方案。
更多新加坡人不认为 大彩多多万字是赌博 卢丽珊 2007-11-06
越来越多人认为新加坡大彩、万字票和多多不是赌博，而是消遣活动。去年只有50％的受询者会那么认为，今年却提高到60％。
半数的受询者（52％）认为赌博是可以和朋友联络感情的活动，去年只有36％的人那么认为，今年增加了16个百分点。
认为赌博是娱乐活动的人也增加了，从去年的52％增加到58％。此外，更多人认为赌博没有坏处，从去年的48％增加到今年的57％。
赌博完全是靠运气吗？
去年只有14％的人认为，要赢大钱必须有正确的技巧，今年公众似乎信心大增，32％的人认为只要有正确的赌博技巧，他们是有可能在赌桌上赢个盆满钵满。
有趣的是，更多人认为继续留在赌桌上就有机会“翻本”，去年只有11％，今年却提高到19％。
全国预防嗜赌理事昨天发表调查报告，这是理事会第二次针对国人对赌博的态度进行调查，共有2013名介于15岁到75岁的人接受调查。第一次的调查在去年展开，第二轮调查在今年4月和5月展开。
虽然公众对赌博的看法有一些改观，不过他们对于赌博带来害处的意识已显著提高，从去年的32％增加到今年的61％。受询者至少能说出一两个嗜赌带来的害处，包括负面的言行举止及因赌博而造成的不良后果。
当一个人出现嗜赌的情况，大部分（73％）的人会向家人求助以解决和赌博有关的问题。由于对于援助机制有更高的认识，更多人会向专业单位求助，这个比例从去年的37％增加到56％。
报告显示，高达95％的公众始终认为赌博是有潜在害处的活动，这跟去年的比例接近。担心家人沉溺赌海，受询公众有47％会为家人申请“排除令”，禁止嗜赌的家人进入赌场。
德教太和观丹戎巴葛家庭服务中心和关怀辅导中心，是我国目前仅有两家专门处理赌博个案的辅导中心。受询的公众当中，有20％和13％分别知道中心的两个电话号码（1800－X－GAMBLE和1800－6—668－668）。
高达78％的公众表示曾经从电视知道该求助热线，51％的人是从大众传播媒介获得信息。
针对越来越多人认为万字票和大彩是消遣活动，德教太和观主席李锦祥说：“本地人多多少少都会以不同形式小赌，只要大家适可而止，量力而为，我认为是应该没有问题的。”
他说已经沉迷赌博的人只是占少数，但是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沉溺的人可能有不少，例如很多人在互联网上赌足球，因此调查显示公众对赌博的坏处提高意识是很积极的现象。尤其是当身边的人开始沉迷，越来越多公众至少已知道应该怎么做。
去年有74％的公众认为偶尔小赌怡情，无伤大雅，今年有70％这么认为，看法几乎一致。
调查显示，大众传播媒介在提高嗜赌问题的意识扮演重要角色，理事会将在明年加强宣传活动，包括针对公共教育制定主要的宣传信息，对象是年轻人、病态赌徒和家属。
他们将特别针对赌场的“家庭排除令”，以家庭和病态赌徒为特定对象展开公共教育。理事会将和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共同制定该保护令的内容和行政细节。
全国预防嗜赌理事会在前年8月成立，它们接下来将专注于制定赌场排除措施（exclusionary measures），以在两年后赌场开幕之前，制定一套健全的应对准则。
借北京奥运，讲华语运动开幕（林妙娜）2007-11-06
本地运动员个个充满雄心壮志，不断争取最佳成绩。这种持续进取的精神，恰恰反映今年讲华语运动的口号。
迈入第28个年头的讲华语运动，今年采用较有挑战性的口号—“讲华语，你肯吗？”
（Speak Mandarin, are you game?），向有一定华语程度、但却对使用华语的能力没有信心的新加坡华人发出友善的挑战。
五名新加坡团队（Team Singapore）的运动健将负起推广华语“模范者”的责任，在体育领域里推广讲华语运动。他们是保龄球选手陈诗桦、篮球选手黄舜煜、帆船选手郑俊豪、足球选手施佳懿及气步枪选手杨玉贞。
总理公署部长兼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林瑞生昨天为讲华语运动主持开幕后接受媒体访问时说：“运动员是年轻人的模范，（因为）他们的竞争精神强，因此运动员使用华语将鼓励更多年轻人也这么做。”
推广华语理事会主席陈继贤则指出，奥林匹克圣火即将在北京点燃，理事会因此决定在这华语和体育碰头的时候，通过新开拓的体育平台，推广讲华语运动。
“模范者”杨玉贞表示，日后当别人跟她说话时，她会尽量以华语和对方交谈，让更多人有使用华语的机会。
另一方面，《海峡时报》执行级体育记者林国彪（Marc Lim）每周将通过自己的专栏，畅谈自己如何在工作中学习华文；他与24名本地运动健儿的访问过程也将录制成短片，也放在《海峡时报》电子流动媒体STOMP上。
来自土生华人家庭的林国彪受访时说：“随着越来越多原籍中国的运动员在本地体坛出现，能够以华语和他们交流更加重要。曾经有一次我对着一名运动员把停车场误说成‘车公园’，那是非常尴尬的经验，也是从那时候起，我决定掌握好华文。”
在学习华英语方面也有一段特别经历的林瑞生在致词时说，他生长于50年代，父母亲当时面对是否应该让六名子女到华校或英校的矛盾。他父亲最后决定，把其中三个孩子送到英校，另三个到华校。
林瑞生说：“这样做至少会有三个会出人头地。不过，对于那三个被送到华校读书的子女，父亲一再提醒我们要把英文搞好，因为那仍然是个西方国家经济称霸的年代。如果我们不把英文学好，就会吃亏。”
不过，他在总结时指出，现今的大环境已改变，国人不只应懂得中英文，如果他们也能掌握这两种语文以外的语文，将能提高竞争优势。
迈入第28个年头的讲华语运动，今年采用较有挑战性的口号—“讲华语，你肯吗？”
（Speak Mandarin, are you game?），向有一定华语程度、但却对使用华语的能力没有信心的新加坡华人发出友善的挑战。
五名新加坡团队（Team Singapore）的运动健将负起推广华语“模范者”的责任，在体育领域里推广讲华语运动。他们是保龄球选手陈诗桦、篮球选手黄舜煜、帆船选手郑俊豪、足球选手施佳懿及气步枪选手杨玉贞。
总理公署部长兼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林瑞生昨天为讲华语运动主持开幕后接受媒体访问时说：“运动员是年轻人的模范，（因为）他们的竞争精神强，因此运动员使用华语将鼓励更多年轻人也这么做。”
推广华语理事会主席陈继贤则指出，奥林匹克圣火即将在北京点燃，理事会因此决定在这华语和体育碰头的时候，通过新开拓的体育平台，推广讲华语运动。
“模范者”杨玉贞表示，日后当别人跟她说话时，她会尽量以华语和对方交谈，让更多人有使用华语的机会。
另一方面，《海峡时报》执行级体育记者林国彪（Marc Lim）每周将通过自己的专栏，畅谈自己如何在工作中学习华文；他与24名本地运动健儿的访问过程也将录制成短片，也放在《海峡时报》电子流动媒体STOMP上。
来自土生华人家庭的林国彪受访时说：“随着越来越多原籍中国的运动员在本地体坛出现，能够以华语和他们交流更加重要。曾经有一次我对着一名运动员把停车场误说成‘车公园’，那是非常尴尬的经验，也是从那时候起，我决定掌握好华文。”
在学习华英语方面也有一段特别经历的林瑞生在致词时说，他生长于50年代，父母亲当时面对是否应该让六名子女到华校或英校的矛盾。他父亲最后决定，把其中三个孩子送到英校，另三个到华校。
林瑞生说：“这样做至少会有三个会出人头地。不过，对于那三个被送到华校读书的子女，父亲一再提醒我们要把英文搞好，因为那仍然是个西方国家经济称霸的年代。如果我们不把英文学好，就会吃亏。”
不过，他在总结时指出，现今的大环境已改变，国人不只应懂得中英文，如果他们也能掌握这两种语文以外的语文，将能提高竞争优势。
孝顺
养儿防老不管用了（颜粟珍）2007-11-07
阅读了刘从炎养儿防老的文章，教人感到心酸。
结婚后，儿子便是人家的儿子，东方人传统优良价值观都已荡然无存，虽然有儿有女，但却被子女弃如敝屣，毫无反哺之心，令人感叹。
笔者也不例外，在此吐心声。我年轻守寡，却把四个孩子养大成人，从来没有半点怨言，默默忍受生活煎熬，独挑大樑把儿女养大，个个受高等教育。但是，孩子结婚后，母子之情随之淡薄，四个孩子各自成家，不能相聚过年吃团圆饭。
最可恶的是老妈生日还要跑台（不是跑歌台），有谁顾及老妈的感受？早上跑老大的台、中午跑老三的台，晚上跑老么？更糟的我家老二，结婚之后，随老婆回马国娘家过年，已经离队了。伤心呀，含辛茹苦省吃俭用送他到英国留学，不但没有反哺，也没来探望老妈，连电话问候一声也没有，孙子七岁没叫一声奶奶。生你养你，难道就不值得你一顾吗？送你到英国留学是对还是错？
很多东西是金钱买不到的，包括亲情，思来想去，我常泪眼朦胧，夜不能眠，得了失眠症、忧郁症。有谁能了解呢？个个如离巢飞燕，到了桑榆暮景之年，在被窝里偷偷哭泣，现在眼睛也有问题，谁来关心安慰呢？
唉，养儿防老不管用了。
年轻人·垃圾 别让“Y一代”成为“啃老族” 王嬿青 2007-03-24
倘若知道什么事情可以自私又能保有独立自主的个性，多出几个张爱玲、苏格拉底、卢梭倒也好，怕只怕在个人的利益上绝不让步，既无责任感又无创新意识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最近，人们对“Y一代”（1977年以后出生的人）自私又自主与缺乏社会责任感所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特别关心。据新华网的报道，英国研究咨询机构汉利中心的研究结果表明，现在在英国，大部分人开始相信，要提高生活素质，就必须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而十年前的结果是70%的人愿意将社区利益放在第一。
Y一代的概念传到中国，追求个性的“80后”丝毫不比英美版来得逊色，并且出现了“啃老一族”（厚脸皮，伸手向父母要钱），“月光一族”（每个月都把钱花光），“网瘾一族”（游走在虚拟世界里），“依赖一族”（带保姆上学）。
有人说，“X一代”的人像条狗，只要对他们好就会对你忠诚；而“Y一代”的人更像只猫，哪里有鱼就奔向哪里。英国毕业生协会副主席林赛说：“他们只想着怎么省事，所以他们有时间去跟朋友私混，没有公司愿意雇用他们。”
无独有偶，最近新加坡也在热谈年轻人缺乏社会公德意识，对环保问题视而不见。可见Y一代，以自我为中心的现象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共同课题。人们担忧在21世纪崇尚个人主义、追求个性的世界潮流里，我们会走向一种极端的个人崇尚。倘若知道什么事情可以自私又能保有独立自主的个性，多出几个张爱玲、苏格拉底、卢梭倒也好，怕只怕在个人的利益上绝不让步，既无责任感又无创新意识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年轻人种种不良习惯的存在，是缺乏责任感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这些年轻人对父辈因为依赖而缺乏赡养能力；对子女，因为无能而无法承担相应的教养，责任一欠再欠，如何让他们成长，回归其原本承担的社会角色已是当务之急。有个性，有创新意识的时代新人固然重要，但如果只是培养出一批“满腹经纶”的大学生、博士生，有智商无情商，小到关心不会爱护身边的人，大到爱国意识和责任感匮乏，恐怕于家于国于民都无裨益。
须让孩子知道父母也会脆弱
但责任心这样的事其实不是说有就有的，你从小私家轿车接送小孩上下课，让他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认为他什么都不懂都不行，你帮他打理一切事物。突然有一天你觉得他生理上已经长大了，就应该是男子汉大丈夫，这可能吗？说来说去，责任心的培养是一种情感教育，既有宏观的历史文化熏陶也有家长身体力行长期言行的影响。在这个物质条件富足的时代，在我们工作应酬都很多的环境中，也许我们比上一代家长要更花功夫。
我总觉得学校的历史文学课里要多让孩子们了解历史伟人的故事，历史教学的过程就是让孩子们从别人的身上知道如何做人，不仅有谋生技能，能享受物质生活，而且能做一个道德高尚，追求智慧和真理，性格坚强的人。历史上有“精忠报国”的岳飞，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有“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霍去病。我想孩子不仅会对故事感兴趣，而且在了解真善美的同时得到心灵上的震撼，知道小我和大我，在情感上得以升华。当然社会是现实和并不完美的，有时甚至是你死我活的，但不等于我们不需要理想主义的教育。
我有一次和一位育子有方的母亲交流，她说，父母在孩子面前，一方面可以做到无所不能，给孩子一种可以依靠的踏实感和安全感；另一方面，要让孩子知道大人也有脆弱和无力的时候，也需要帮助和安慰和支持。对父母的责任感是最朴素的，最深刻的。一个对父母都不承担责任的人是不可能对他人负责的。所以她经常要求孩子为她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倒杯水、买点东西什么的。孩子都很积极，也很高兴，孩子在自己的行为得到认可和肯定时就会更加有积极性去做让父母感到安慰和满意的事情了。教育孩子学会关心人，善于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亲人、朋友、老师、同学的感情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节日里电话问候、送点小礼物甚至可以发信息等各种方式传递出对别人的情感，也是培养责任感的方式。
她的话很实在很实用，也许当我们在呼唤Y一代的社会责任感时，社会要多些鼓励，少点嘲讽，学校要多些扶持和引导，父母要多硬起心肠，共同携手。目标只是一个：不能让年轻人成为社会的负担，成为社会堕落的杀手！
·作者是《都会佳人》杂志副总编辑
阅读了刘从炎养儿防老的文章，教人感到心酸。
结婚后，儿子便是人家的儿子，东方人传统优良价值观都已荡然无存，虽然有儿有女，但却被子女弃如敝屣，毫无反哺之心，令人感叹。
笔者也不例外，在此吐心声。我年轻守寡，却把四个孩子养大成人，从来没有半点怨言，默默忍受生活煎熬，独挑大樑把儿女养大，个个受高等教育。但是，孩子结婚后，母子之情随之淡薄，四个孩子各自成家，不能相聚过年吃团圆饭。
最可恶的是老妈生日还要跑台（不是跑歌台），有谁顾及老妈的感受？早上跑老大的台、中午跑老三的台，晚上跑老么？更糟的我家老二，结婚之后，随老婆回马国娘家过年，已经离队了。伤心呀，含辛茹苦省吃俭用送他到英国留学，不但没有反哺，也没来探望老妈，连电话问候一声也没有，孙子七岁没叫一声奶奶。生你养你，难道就不值得你一顾吗？送你到英国留学是对还是错？
很多东西是金钱买不到的，包括亲情，思来想去，我常泪眼朦胧，夜不能眠，得了失眠症、忧郁症。有谁能了解呢？个个如离巢飞燕，到了桑榆暮景之年，在被窝里偷偷哭泣，现在眼睛也有问题，谁来关心安慰呢？
唉，养儿防老不管用了。
年轻人·垃圾 别让“Y一代”成为“啃老族” 王嬿青 2007-03-24
倘若知道什么事情可以自私又能保有独立自主的个性，多出几个张爱玲、苏格拉底、卢梭倒也好，怕只怕在个人的利益上绝不让步，既无责任感又无创新意识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最近，人们对“Y一代”（1977年以后出生的人）自私又自主与缺乏社会责任感所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特别关心。据新华网的报道，英国研究咨询机构汉利中心的研究结果表明，现在在英国，大部分人开始相信，要提高生活素质，就必须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而十年前的结果是70%的人愿意将社区利益放在第一。
Y一代的概念传到中国，追求个性的“80后”丝毫不比英美版来得逊色，并且出现了“啃老一族”（厚脸皮，伸手向父母要钱），“月光一族”（每个月都把钱花光），“网瘾一族”（游走在虚拟世界里），“依赖一族”（带保姆上学）。
有人说，“X一代”的人像条狗，只要对他们好就会对你忠诚；而“Y一代”的人更像只猫，哪里有鱼就奔向哪里。英国毕业生协会副主席林赛说：“他们只想着怎么省事，所以他们有时间去跟朋友私混，没有公司愿意雇用他们。”
无独有偶，最近新加坡也在热谈年轻人缺乏社会公德意识，对环保问题视而不见。可见Y一代，以自我为中心的现象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共同课题。人们担忧在21世纪崇尚个人主义、追求个性的世界潮流里，我们会走向一种极端的个人崇尚。倘若知道什么事情可以自私又能保有独立自主的个性，多出几个张爱玲、苏格拉底、卢梭倒也好，怕只怕在个人的利益上绝不让步，既无责任感又无创新意识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年轻人种种不良习惯的存在，是缺乏责任感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这些年轻人对父辈因为依赖而缺乏赡养能力；对子女，因为无能而无法承担相应的教养，责任一欠再欠，如何让他们成长，回归其原本承担的社会角色已是当务之急。有个性，有创新意识的时代新人固然重要，但如果只是培养出一批“满腹经纶”的大学生、博士生，有智商无情商，小到关心不会爱护身边的人，大到爱国意识和责任感匮乏，恐怕于家于国于民都无裨益。
须让孩子知道父母也会脆弱
但责任心这样的事其实不是说有就有的，你从小私家轿车接送小孩上下课，让他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认为他什么都不懂都不行，你帮他打理一切事物。突然有一天你觉得他生理上已经长大了，就应该是男子汉大丈夫，这可能吗？说来说去，责任心的培养是一种情感教育，既有宏观的历史文化熏陶也有家长身体力行长期言行的影响。在这个物质条件富足的时代，在我们工作应酬都很多的环境中，也许我们比上一代家长要更花功夫。
我总觉得学校的历史文学课里要多让孩子们了解历史伟人的故事，历史教学的过程就是让孩子们从别人的身上知道如何做人，不仅有谋生技能，能享受物质生活，而且能做一个道德高尚，追求智慧和真理，性格坚强的人。历史上有“精忠报国”的岳飞，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有“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霍去病。我想孩子不仅会对故事感兴趣，而且在了解真善美的同时得到心灵上的震撼，知道小我和大我，在情感上得以升华。当然社会是现实和并不完美的，有时甚至是你死我活的，但不等于我们不需要理想主义的教育。
我有一次和一位育子有方的母亲交流，她说，父母在孩子面前，一方面可以做到无所不能，给孩子一种可以依靠的踏实感和安全感；另一方面，要让孩子知道大人也有脆弱和无力的时候，也需要帮助和安慰和支持。对父母的责任感是最朴素的，最深刻的。一个对父母都不承担责任的人是不可能对他人负责的。所以她经常要求孩子为她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倒杯水、买点东西什么的。孩子都很积极，也很高兴，孩子在自己的行为得到认可和肯定时就会更加有积极性去做让父母感到安慰和满意的事情了。教育孩子学会关心人，善于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亲人、朋友、老师、同学的感情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节日里电话问候、送点小礼物甚至可以发信息等各种方式传递出对别人的情感，也是培养责任感的方式。
她的话很实在很实用，也许当我们在呼唤Y一代的社会责任感时，社会要多些鼓励，少点嘲讽，学校要多些扶持和引导，父母要多硬起心肠，共同携手。目标只是一个：不能让年轻人成为社会的负担，成为社会堕落的杀手！
·作者是《都会佳人》杂志副总编辑
讲华语
华人要敢于开口讲华语 赵红 2007-11-06
“讲华语，你肯吗？”。多年来讲华语运动宣传不断，最近在巴士车身上也印有华语Cool的大幅广告。我觉得真是振奋人心。
华语是华族新加坡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语言，身为华人，应该先学好华语再学习它语言。其实，讲好华语并不难。华人不是不会讲华语而是不敢讲。原因有二：环境因素和内在因素。
环境可以改变人。我国1965年以后出生的华人，多数人的华语基础本来很好，讲华语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一走入社会，步入工作岗位或跨国公司，大部分工作岗位，都是以英语为主要沟通语言，华语用处少了，自然说得就少了，而逐渐失去了讲华语的环境，久而久之就忘记怎样讲华语了。如同一把刀，没有经常使用和磨它，便逐渐生锈了，不能用了。
由于环境的因素，导致内在心态的变化。因为讲华语的能力变弱，让人们对自己讲华语的信心也跟着减弱。担心讲不好，害怕用错词，为了避免招来笑柄而干脆不说华语。日积月累，其严重后果就是，人们没办法用华语来完全的表达自己，索性放弃了使用华语来沟通。
如何解决华人不肯讲华语的问题呢？笔者认为，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一个长远的大计。教育部已对中学，小学，和幼稚园实施一整套教育规范华语课程，从小培养孩子对华语的兴趣，也为他们制造讲华语的环境，因此无需担心。真正需要担心的是一些三、四十岁或更大年纪的华族新加坡人，要鼓励他们讲华语，就一定要让他们对自己的华语有信心，而信心是靠环境培养的。在茶馆、咖啡店等约会场所，设置专门讲华语的“华语角”，并定期举办华语活动，从而提供国人讲华语的机会和环境。都是可行方法，不仅为想提高华语能力的人打开了方便之门，也为一些想接触华族文化的非华人同胞提供了学华语的渠道。
华语理事会展开的宣传讲华语活动很好。尤其是标语“讲华语，你肯吗？”极具挑战性。它激发了华人对讲华语的积极性，希望经过这次运动，会有更多的国人敢于开口讲华语。
借北京奥运 拓体育平台讲华语运动开幕 五运动员带头“运动”
林妙娜 2007-11-06
本地运动员个个充满雄心壮志，不断争取最佳成绩。这种持续进取的精神，恰恰反映今年讲华语运动的口号。
迈入第28个年头的讲华语运动，今年采用较有挑战性的口号—“讲华语，你肯吗？”（Speak Mandarin, are you game?），向有一定华语程度、但却对使用华语的能力没有信心的新加坡华人发出友善的挑战。
五名新加坡团队（Team Singapore）的运动健将负起推广华语“模范者”的责任，在体育领域里推广讲华语运动。他们是保龄球选手陈诗桦、篮球选手黄舜煜、帆船选手郑俊豪、足球选手施佳懿及气步枪选手杨玉贞。
总理公署部长兼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林瑞生昨天为讲华语运动主持开幕后接受媒体访问时说：“运动员是年轻人的模范，（因为）他们的竞争精神强，因此运动员使用华语将鼓励更多年轻人也这么做。”
推广华语理事会主席陈继贤则指出，奥林匹克圣火即将在北京点燃，理事会因此决定在这华语和体育碰头的时候，通过新开拓的体育平台，推广讲华语运动。
“模范者”杨玉贞表示，日后当别人跟她说话时，她会尽量以华语和对方交谈，让更多人有使用华语的机会。
另一方面，《海峡时报》执行级体育记者林国彪（Marc Lim）每周将通过自己的专栏，畅谈自己如何在工作中学习华文；他与24名本地运动健儿的访问过程也将录制成短片，也放在《海峡时报》电子流动媒体STOMP上。
来自土生华人家庭的林国彪受访时说：“随着越来越多原籍中国的运动员在本地体坛出现，能够以华语和他们交流更加重要。曾经有一次我对着一名运动员把停车场误说成‘车公园’，那是非常尴尬的经验，也是从那时候起，我决定掌握好华文。”
在学习华英语方面也有一段特别经历的林瑞生在致词时说，他生长于50年代，父母亲当时面对是否应该让六名子女到华校或英校的矛盾。他父亲最后决定，把其中三个孩子送到英校，另三个到华校。
林瑞生说：“这样做至少会有三个会出人头地。不过，对于那三个被送到华校读书的子女，父亲一再提醒我们要把英文搞好，因为那仍然是个西方国家经济称霸的年代。如果我们不把英文学好，就会吃亏。”
不过，他在总结时指出，现今的大环境已改变，国人不只应懂得中英文，如果他们也能掌握这两种语文以外的语文，将能提高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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