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母语教育正节节败退？（2010-04-24）陈能端

本地母语教育正节节败退？

（2010-04-24）


● 陈能端
记者评时事

我经历过学习双语的艰辛，却拥有了更宽广的视野。但下一代错过的，可能没法察觉。更具反讽的是，他们还得承担教育政策摇摆不定的后果。

　　教育部长黄永宏的访问星期三见报后，一位许久没有联络的高中同学发了短信给我。她之前是中学华文教师，现在转而从事幼儿语言教育的研究工作。她说：“我们在打一场节节败退的战役，但起码我不会放弃我孩子的母语教育。”

　对本地母语教育现状感到无奈的何止她一人。本报读者林煜辉前天(22日)在言论版上也分享了他的看法。他认为教育部考虑减少母语在小六会考的比重，是让关心本地华文教育者痛心疾首的。原因是，教育部近年来对华文教育所做出的让步实在太多了。

　　在这里把他们的例子举出来，并不是为了证明支持母语政策“保底”的阵营有多大声，而是想把焦点转移到他们的背景上。包括我在内，对母语政策一改再改感到疑惑的人，不仅仅是上一辈的华校生，还有我们这群80年代双语政策培养出来的一代人。

　　就拿我自己来说，上小学的时候，根本对掌握好双语会带来什么长远好处，是没有概念的。唯一推动我学习的只有小六会考这个终极目标。就因为基础水平打好了，即便上了莱佛士女中这样的传统英校就读，我上高级华文课还是相当得心应手的。加上学校原本在英文教育的优势，中学时代选择同时修读英国文学，为我开启了游走于两种文化的大门。

　　到了大学阶段，我先到英国伦敦政经学院修读本科专业，过后申请研究生时，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录取，但我最终决定到北大继续深造。有这样的想法主要是因为考虑到中国正在迅速崛起，政府鼓励国人积极到神州大地创业和学习，觉得这对自己的日后发展有利。更何况作为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的奖学金得主，到中国而不去西方进修在我看来是更合理的决定。

　　因为语言环境的180度转变，读研的两年特别辛苦。尤其是刚开始的几个月。不过，我庆幸自己是双语政策的产物，因为我的中文程度虽然不及中国同学，但并不妨碍我的课业。在那里天天用华文作学问、交谈、沟通，反而更自信了。

　　或许读者会觉得我跑题了，怎么从小六会考谈到了自己的人生故事。其实，我想从自己的例子上说明几点。第一，客观因素促使我从小不得不重视学习华文，而在漫长的学习过程中，在具备基本的华文水平后，我有机会发掘自己在这方面的优势和兴趣。未来的学生如果连小六会考都不需要应付，还会不会鞭策自己学好华文？他们有机会发掘自己在这方面的潜质吗？

　　第二，我们那一代的学生完全可以选择从事和华文无关的工作，因为英文对我们来说，有时更像是母语。选择从事和华文有紧密关系的工作是因为兴趣使然，但更重要的是，那时的教育体系培育了不少兼备掌握好华文能力的学生。现在，就算政府支持愿意念高级华文的学生继续往深处去，但当教育部一再调整对华文的要求，让学生不必因为华文不好而致使其他科目“受累”，传达给学生和家长的到底是怎样的信号？就算有能力往华文深处去，有选择的学生为什么还要去加入痛苦的“少数人”，而不直接做自由的“主流者”？如果这样发展下去，我们要怎么确保能够培养出足够的、有水平的本土华文教师、本土华文媒体工作者？
　　第三，在我们走向对华文能力要求松绑的同时，政府又不断强调与中国加强双边关系的必要。我相信双边关系不仅涵盖最高领导人，还包括一般公务员、商人、学生、民间团体间的来往。当我们对华文只要求会讲却不能深入讨论时事、历史、文化、科研、贸易等种种不同话题时，要怎么做到和中国人建立长远合作关系？10年、20年之后，新加坡人还能说我们拥有双语优势吗？

　　我并不希望把学习母语的趋势形容成一场“战役”，因为我没有上一代人的包袱。作为双语政策的获益者，我经历过学习双语的艰辛，却拥有了更宽广的视野。但下一代呢？他们错过的，可能没法察觉。更具反讽的是，他们还得承担教育政策摇摆不定的后果。